新自由主義的新機會

　　凱恩斯主義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其政策主張與生俱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在實行凱恩斯主義但沒有強大的勞資組織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前主要是英國和美國，此後還包括法國和意大利——的經濟極易受到通貨膨脹的沖擊。在這些國家，各種工人組織都試圖通過加薪來抵消通貨膨脹帶來的收入損失。因為強大的工會組織能夠預見工資上漲帶來的可怕後果，所以它們會竭力協調工人的工資要求，避免因工人工資上漲帶來物價上漲。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價格提高必然導致需求下降和該行業的工人失業。從原則上來說，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在察覺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時，可以通過減少政府支出和（或）提高稅收來消除通脹壓力。但這樣做意味著公共服務支出減少，暫時性失業增加（其目的在於避免通脹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通脹越嚴重，通脹崩潰後帶來的蕭條就越嚴重）。由於失業和削減公共支出帶來的政治影響很大，所以政府消滅通脹於萌芽狀態的行動通常“著手太晚，且力度太小”。

　　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幾次商品價格上漲的浪潮，特別是1973年和1978年的石油價格上漲，這凸顯了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的致命缺陷。通貨膨脹席卷西方發達國家，盡管這次通脹遠沒有20年代德國所經歷的通脹那麼嚴重，也不像後來拉美與非洲不同地區的通貨膨脹，但仍被視為無法容忍。經濟學家們勸說決策者放棄凱恩斯主義，採取更加強硬的監管模式。於是，充分就業讓位於經濟的平穩運行，不再是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政府與中央銀行致力於穩定價格，在通貨膨脹稍稍擡頭時就給予嚴厲打擊。當時佔據主導地位的輿論觀點是，市場與政府結伴而行的社會民主運動已經失敗。事實上，政府干預市場會削弱市場的自動調節能力，也會減少消費者的選擇，因此具有巨大的風險，但是政府會願意為了經濟的平穩運行而得罪選民嗎？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等待已久的機會終於到來了。

　　新自由主義對此的最初反應是要求政府減少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範圍，只關註物價水平。由於這種理論主張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來調節價格，所以被稱為“貨幣主義”。盡管人們曾經對如果信用卡充斥世界，那麼現實貨幣的供應量能否調節消費需求，以及貨幣供應是否能真實地測度消費者可用流動性充滿爭議，但這些爭議就像“貨幣主義”一樣，在今天早已被遺忘。由於我們需要考察新自由主義隨後盛行的30年里信用制度的發展情況，所以我們必須回顧“貨幣主義”的有關思想及當時出現的爭議。如第5章所述，盡管信用制度瘋狂擴張，新自由主義還是在上述論戰中取得了實際的勝利。

　　貨幣主義和其他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和其他許多政府干預經濟理論在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1974年，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他的理論對手岡納·缪爾達爾(Gunnar Myrdal)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前者是《自由經濟秩序》（Ordoliberalismus）德文原著者之一，後者是現代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創立人之一。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貨幣主義的主要倡導者之一，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弗里德曼的帶領下，芝加哥大學成為世界上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陣地。他利用諾貝爾獎帶來的聲譽，大肆宣傳貨幣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40多年時間裡，共有6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中有9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堅持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3年，美國情報機構秘密支援奧古斯特·皮諾切特（Auguste Pinochet）在智利發動血腥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軍政府上台後，皮諾切特殘酷地打擊異己，起用“芝加哥小子”——一群在芝加哥大學學習過的智利經濟學家——來貫彻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對前政府的殘餘分子進行殘酷鎮壓，在經濟上打擊一切反對力量，在智利開展了迄今為止最為彻底的新自由主義實驗。貨幣政策領導者弗里德曼還曾奔赴智利訪問，說明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軍政府兜售他們的計劃，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曾向成員國大肆推薦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理論。經合組織鼓勵國有企業私有化、公共服務業模仿私有企業的運作方式，即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吸納私人資本參與公共基础設施建設，即公私合營。就在同一時期，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支援對象也從政府專案轉為私人專案。

　　 1976年，英國的執政黨工黨面臨著巨大的通貨膨脹危機，正式放棄凱恩斯政策，並為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接受後者的建議，宣佈放棄充分就業作為一種直接政策目標。1979年，英國的保守黨領袖瑪格麗特· 撒切爾當選首相，放棄該黨戰後以來一直奉?的凱恩斯主義，即混合產權制度和慷慨的福利國家政策，轉而主張貨幣主義、私有化、對富人減稅及減少社會支出。次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實行更加強硬的減稅、減少管制、減少社會支出等政策。接下來，許多國家紛紛取消對經濟生活的規制，特別是取消對金融業的規制。

　　 我們曾見過許多前後矛盾的經濟主張，其中一個特別自相矛盾的例子是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反壟斷政策。美國的《反壟斷法》曾鼓舞了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無數信仰社會市場的學者，但在芝加哥解除規制經濟學（Chicago deregulation economics）的影響下，美國法律不再認為自由競爭可以維持市場上的大量廠商，即不再認為自由競爭可以維持一個接近完美的市場，使消費者具有廣泛的選擇。相反，法官與經濟學家開始用中小企業被破壞的程度和大型企業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來測度競爭的結果。他們一改過去對消費者選擇的關註，開始像個大家長一樣重視“消費者福利”。由於當時理論界正在就政府與市場的力量展開激烈的爭議(時至今天，學者們對“政府與市場”的沖突仍然津津樂道)，所以新自由主義這些深刻的變化大都沒有引起註意。這些變化就是本書將要重點論述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考察新自由主義的轉變範圍。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思想是，通過價格機制調節商品或服務的供求，無須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預，就能實現最優的結果——雖然這種情況下市場難免受到寡頭壟斷企業定價與營銷策略的影響。拿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滞脹來說，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本不該出手保護就業，因為工人的失業完全是由於工資要求太高而市場需求下降造成的。市場需求下降，工人失業就會加劇。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仍然在業的工人不可能漲工資，因為失業工人願意以更低的工資水平回到勞動大軍中去。勞動力市場就可以這樣實現均衡。可惜的是，二戰後需求管理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保護就業水平。在新自由主義看來，這個目標從長期來看只會弄巧成拙，因為它依賴於人為支援的、只會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的市場需求。假如人們預期價格上漲，那麼他們就會要求工資上漲，這樣做必然加劇通貨膨脹，最終導致嚴重的危機和失業。相反，假如政府不去干預經濟生活，價格與工資就會自行調整，並從長期來看實現較高水平的就業。

　　 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力市場的批評並未止於需求管理政策的宏觀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或工會為保護工人做出的種種努力，如關於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及職業保險的標準。新自由主義認為這些標準並非產生於市場競爭，執行這些標準帶來的成本將會推動價格上漲，減少市場需求和就業。因此新自由主義贊成打破勞動保護法，消除或減少社會保險給雇主帶來的負擔。新自由主義的這一主張在民主國家遇到相當大的麻煩，因為它所攻擊的多項社會權利和保障都是深入人心的。直到1994年，經合組織才完全放棄對就業權利的保護［這反映在其《就業研究報告》(Jobs Study)中］。歐盟則堅持所謂的歐洲社會模式，實現競爭經濟與強大社會權利之間的平衡，直到21世紀初才採取更加充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就在同一時期，經合組織已經開始評估高度靈活的勞工市場帶來的不利結果，並對勞工安全的部分要素開始採取比較積極的措施。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者對干預勞動力市場平穩運行的工會持明確的反對態度。在他們看來，工會的存在從短期來看只會造成效率低下，從長期來看只會造成失業。但在民主社會，新自由主義不能宣佈工會是非法組織，因為這樣做將會涉及動用政府力量，這與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矛盾。新自由主義對工會的主張在許多國家引起較大的沖突，但是，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卻可以讓雇主隨心所欲地選擇是否設立工會。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第二個攻擊目標是政府保護某些行業或企業免受市場競爭的各種行為和措施。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政府對某些行業或企業的競爭保護通過國有化得以實現。這樣的企業一方面利用市場，獲得它們所需的資本品、原材料、勞動力和顧客，另一方面又依靠政府提供資金，所以它們受到完全的競爭保護。例如，如果它們支付給工人的工資超過市場水平，政府就會補貼它們的虧損。有時政府會讓這樣的企業保持投資不足的狀態，因為作為唯一出資人的政府對盈利並不感興趣，所以此時市場上會存在該種商品或服務的短缺。大多數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國有化的行業早已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們的經營活動基本不會受到正常市場競爭的影響。這些行業通常屬於，或者說從成立之初就一直屬於“自然壟斷行業”——例如，電力行業、自來水或煤氣供應業、廣播電視業、鐵路業等。

　　 新自由主義主張將這些企業或行業的資產出售給私人投資者，並嘗試採用各種手段在這些行業中引入競爭。在有些行業（如電信業），技術進步使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得以實現，而在有些行業（如鐵路業），可採取分解業務，然後出售給競爭企業的模式——這種例子非常少，因為只有在特定線路可以展開競爭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業務分解。在別的行業，如自來水供應業，新自由主義政府主張採取私人壟斷，沒?競爭，也沒有市場規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會對私人壟斷實行一定的規制。

　　 如果政府並未擁有企業的產權，而是對私人企業提供不同形式的補貼和支援，則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就是廢除各種補貼與支援，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實現公平競爭。政府補貼私人企業的動機往往是培養特定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因此這種政策主要反映在政府簽訂的各種國際貿易協定中。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最忠實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例如美國政府，有時也會將國家優勢淩駕於自由貿易政策之上。新自由主義在這方面的主要成就是1995年建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因為該組織可以促進各種貿易協定的順利實施。

　　 新自由主義政策所攻擊的最後一個目標是許多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與上面讨論的公共組織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界限。例如，在德國和荷蘭，郵政服務完全私有化和市場化，但醫療服務卻是政府的工作重點。在美國，情況則完全相反。總的來說，“公共服務”（顧名思義）限於服務的提供而不是有形產品的生產。上面讨論的許多行業在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前都屬國有，但它們成立之初卻屬私人所有。公共服務和公共組織提供的服務之間的區別並不是絕對的。從目前來看，“公共服務”趨向於包括那些對生活機會至關重要的行業（如醫療、教育等），以及那些由集體消費而不是個人消費構成的行業（如國防和公共醫療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這些行業一直是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的目標，但卻被證明是新自由主義難以攻破的堅冰。直到20世紀末期，在這些行業引入私人產權和（或）市場力量的種種措施才得以發展。

　　 新自由主義的主張無疑是適合這些行業的。假如醫療、教育、安全等服務由市場上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來提供（私人供應商為壟斷廠商的除外，但現實生活中常常是這樣），則這些服務的使用者就可以通過購買行為來表示他們的偏好。但如果這些服務由政府提供，消費者就可能（雖然並不必然如此）沒有選擇的餘地，甚至被迫消費。尤其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具有最大化配送效率和最小化配送成本的動機，政府管理人員卻沒有。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場化，讓企業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由於公共服務與大衆的生活息息相關，難以實行完全的私有化，所以政府往往採取折中辦法——把部分公共服務外包給私人企業，再向這些企業購買服務。另一種折中形式是公私合伙制（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繼續通過自己的雇員提供服務，但並不擁有基础設施，即設備和場所等。私人企業把基础設施出租給公共服務提供者，即政府，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還有一種與公私合伙制相結合的形式是政府繼續通過自己的雇員提供服務，但運營過程需像營利的私人企業一樣。這些都是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主張，核心是把服務的使用者視作市場上的顧客。

　　 上述一系列政策就這樣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一般方法。這些政策在現實生活中很少以純粹的形式出現。主要的例外是智利，因為智利在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明顯不屬於民主國家。新加坡也常常被認為是接近新自由主義的理想模式，但新加坡也不屬於民主社會，因為在新加坡，盡管公共福利實行私有化，勞工法律也比較寬鬆，但政府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方向卻有著強大影響。在具有不同價值觀和利益的民主國家，各種強大的理論力量通常必須相互妥協。例如，北歐國家的政府盡管已經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主張，特別是私有化，但它們仍繼續實行廣泛的福利國家政策，也仍然有強大的工會。使人驚奇的是，這兩種潛在對立的力量實現了和平共存，而且竟然非常成功——這些國家仍然能夠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創新，同時不斷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

　　 鑒於本書最終將對新自由主義年代做出總的來說負面的評價，那麼在本章初步論述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淵源後，不妨先總結一下新自由主義的積極特徵，這也是許多在政治上具有不同價值取向的人士所一致認可的。對於那些批評新自由主義一般方法的批評家們而言，這就叫“試圖倒掉新自由主義澡盆里的髒水時，別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新自由主義的積極意義如下：

　　首先， 新自由主義為政府主導的社會提供了一定的突破口，使那些已經習慣逆來順受的普通人有了更多選擇。這對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尤為重要。因為總的來說，政黨和議會已逐漸被人消極地看作追逐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不再是代表大衆利益的聖壇。

　　其次， 新自由主義解決了大型複雜社會特有的政府行為集權化或孤立化的問題。對此需要說明的是，新自由主義並不總是把自己和地方敏感性聯繫在一起。它確實關心美國地方政府的施政問題，那是因為美國的歷史和傳統導致美國的聯邦政府一般採取左傾立場，而州政府採取右傾立場，但美國也同時見證著大型企業對小型企業的勝利。英國的情況正好相反。英國自1979年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歷屆政府和理論家們都把地方政府和地方力量視作市場化過程中非市場干預力量的來源。因此，英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是中心主義者，這其中有深厚的、複雜的歷史淵源。歐洲資本主義經濟最初崛起的時候，封建勢力仍然集中在集權君主的手里。按照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首要原則，要將政治和經濟獨立開來，則必須把曾經滲透於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政治權力集中起來，放在一個不會妨礙市場自由運行的領域。即便是君主，也不能干預經濟生活。因此，我們不能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問題自動理解成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問題。

　　 最後，我們必須回到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靈活性上來。新自由主義顯示出與其他思想體系和政治哲學強大的兼容性，這在北歐國家特別明顯，在英國也具有一定的表現，總的來說在歐盟政策中也有體現。居於主導地位的思想能表現出這樣的兼容性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證多元社會所代表的多元化利益得到承認。人類活動一貫具有不確定性，沒有一種思想可以提供所有問題的全部答案。即便某種思想在今天是正確的，它也可能不適合明天的意外挑戰。有些強大的教條自認為自己具有無所不包的智慧，可以摧毀一切反對力量，最後卻發現面臨難以克服的挑戰。蘇聯的共產主義就是這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也曾表現出強大的自我傾向，但民主國家的生活現實迫使他們做出妥協。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悠久的歷史傳統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可以很好地適應現實的挑戰，這對新自由主義未來可能的改變非常重要。

　　 為了更深入地讨論新自由主義，我們必須考察有關市場本質及市場缺陷的基本問題。在下一章，我們將進行更加抽象的分析，並使用一些多數讀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對充分理解我們的議題至關重要的術語。

本文摘自《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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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政府應該最低限度地干預經濟和減稅等，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理念不斷受到挑戰，便形成了新的經濟思想：政府，更確切地說是法律，對保證市場力量的有效運行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義始終堅信：在解決社會問題和實現人類目標時，市場優先於政府。2008年金融危機對這一思想再次提出了挑戰，人們在質疑新自由主義時，政府卻加大了對無良銀行的扶持力度，為什麼？如何在政府、企業和市場三者間尋求良性的關係，作者建議引進第四種力量——公民社會。本書面對非專業讀者，解答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為什麼金融危機期間銀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額的資金？為什麼政府要接受它們的要求？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顯見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