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之榮光

　　1976年，高中畢業的我無所適從，十九歲的青年處於風華正茂的時期，卻不得不接受畢業即失業的現實。“文革十年”生產發展處於停頓狀態，城鎮青年全部被“接受再教育”而趕到了農村，失業危機被“農村這樣一個廣闊天地”化解。

　　雖然因為政策的突然變化我不必再上山下鄉，一下子成了待業青年卻也沒有任何能力為自己的職業選擇進行準備。要自食其力、要養活自己、還要過好日子，必須要工作，有工作才有收入。“十年文革”讓我們一覺醒來才發現我們已經滿身傷痕。吃飯、生存、結婚、生子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沒法滿足，但這又是待業青年最強烈的願望。在那樣的年代，只要可以找到工作，不用去考慮國營、集體，想找個臨時工作純粹出賣勞力都十分困難。女孩子嫁人的最高理想要麼是嫁個解放軍，要麼是嫁個國營企業的工人。我生活的李家沱這個小鎮積滿了成群結隊的待業青年，據說街道辦事處有個大媽管著臨時工分配，任何一個單位招臨時工只能找她，每天都有很多待業青年的父母拎著菜油，拿著煙酒、豬肉這些憑票才能定量買到的“奢侈品”送到她家裡，沒關係還送不進去。當年叫“走後門”，新中國最早的腐敗大概從這里開始。

　　畢業幾個月後，我終於有了一個“工作”機會，可不是靠酒肉行賄來的。我父親工廠有個同事的丈夫是區農機廠的技術骨幹，人稱“土工程師”，農民出身，稍多讀了點書，靠自學和頭腦聪明，把機械加工鑽研得很透彻。車、鉗、洗、刨諸多工種樣樣精通，還有不少小技能、小發明。

　　熱心的陳師傅看我連臨時工都當不了，就叫我去給他當學徒，並說如果有機會，有了指標就可以在他工廠當臨時工。也就是說，可以先去上班，邊上班邊等待臨時工指標，有了指標就可以生米煮成熟飯，近水樓台先得月。

　　眼下有工作比什麼理想都重要。我毫不遲疑地去當了學徒，管他有錢沒有。沒有工資，每天上班步行四十分鐘，沒有工作服，每月的待遇就是一雙帆佈手套和一塊肥皂。心裡雖然十分不平衡，覺得有的人是“不勞而獲”，我怎麼會攤到一個“勞而無獲”的工作？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叫“志願者”。我連基本生存的條件都沒有，怎麼去做“志願者”呢？非常無奈也只能這樣。

　　半年時間，我成了一名完全可以獨立操作的萬能銑床技工。若按工時算，我每天可以掙幾十元的工時，相當於創造幾十元的生產值，這在當時，我已感覺到一個勞動者在創造過程中的無上光榮。幹著“勞而無獲”的行當居然很快樂。

　　這是我對工廠、生產、工業的最早認識。

　　1977年，偉大的鄧小平同志決定發展教育，在恢復高考之前恢復技工學校招生，我所在的九龍坡區糧食系統八九百個待業青年，分到了兩個名額，我竟然像做夢一樣經過推薦、考試成為幸運兒。進了重慶機械技工學校，開始了一週上理論課，一週在長江機床廠實習的半工半讀的生活。

　　1979年，我畢業分配到重慶起重機廠當工人，開始了我的國營企業之旅。

　　我終於從“勞而無獲”的地位，跨越了臨時工，跨越了集體企業，跨越到了國企里當學徒，一下子成為了大型國營企業的技術工人，倍感榮幸之至。經常做夢都會笑醒。

　　重慶起重機廠是重慶市機械工業局旗下直接管理的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當時的國營企業有部管的，有省管的，還有市管的。重慶起重機廠早年由民族資本家創辦，解放後公私合營，“私有制”被“共產”，被社會主義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企業。1965年，中國實施三線建設戰略，準備打仗。上海、天津、東北許多老工業基地內遷，天津起重機廠將其電動葫蘆車間整體遷來重慶起重機廠，使重慶起重機廠成為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橋式起重機制造廠。所謂最大，也不過一年幾百、上千萬元產值。

　　到1978年、1979年，由於“拨亂反正”經歷整整十年動亂的中國百廢待興，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到邊疆、到農村的成千上萬知識青年回到城里，產生了巨大的就業壓力。

　　能夠在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開後門”的狀態下，作為一介平民、待業青年，靠自己瞎碰亂撞，進入技工學校，學成畢業到這麼正規的國營工廠當技工，我已倍感幸運與幸福。這在那個年代就是“鐵飯碗”。整個人生就可以交代了，在這個國營工廠，你可以看到你的全部人生道路：從二級技工一直幹到八級技工（一個產業工人的最高理想），從兒子幹成丈夫，再幹成父親、爺爺退休。

　　重慶起重機廠位於重慶西部中梁山腳下，這一帶像是重慶市的裝備制造業走廊，分別分佈著重慶一系列的著名企業，自石橋鋪開始沿途有巴山儀表廠、重慶變壓器廠、重慶電機廠、重慶標準件廠、重慶輪胎廠、重慶汽車制造廠（原重慶動力廠）、中梁山煤礦，再往縱深走就是重慶起重機廠。

　　1979年夏，我終於打好被卷，和技工學校畢業的幾個同學一起到起重機廠報到。先過長江，坐公交車轉四站，兩個多小時後，終於到了中梁山，往人和鄉的田間小道步行半小時才到了工廠。從工廠到大街雖有一條碎石路面的公路，但彎彎繞繞的，還不如走小道來得快。

　　這是一個典型的，處在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營工廠，與今天的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有很大的不同。當年叫工廠，今天叫公司。

　　“文革”剛結束不久的國營工廠條件不好，經歷十年動亂之後還處於休養生息階段，但已經漸漸恢復了工廠的元氣。

　　一個滿佈鐵鏽的廢棄汽車輪胎鋼輪毂被一根繩索吊在廠門口左侧一座小山坡的黃角樹上。一到上下班時間，看門師傅就會用頭重重地敲擊，洪亮而悠揚的“……”的聲音，震盪在工廠的上空。隨著悠揚的聲音，一群群工人邁著低沉的步伐湧出或湧進大門。工廠週邊都是農田，在當時的重慶這里是遠離市區的遠郊。道路由石塊和泥土鋪成，一旦有汽車開過，車後會卷起濃濃的尘土。重慶的夏天酷熱難當，汗水隨時都在臉上脖子上，土灰卷起，立刻被汗水沾在身上。如果遇到下雨天，就是泥漿飛濺。

　　工廠的廠長叫倪靜涵，是一位當了多年廠長的南下幹部。這時的起重機廠由重慶機械局直接管理。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什麼時候生產，生產出來賣給誰，全廠幹部、工人、技術人員拿多少工資，享有什麼福利，都不由工廠決定。所有權力全部是集中的，決策逐級向上，執行逐級往下。理論上，全國都知道全年中國需要多少台各種規格的橋式起重機。然後，全國一盤棋，把這些任務分解到各大區、各省、各起重機生產廠。供求會完全平衡，既不會供大於求，也不會供過於求。重慶的橋式起重機分別由重慶起重機廠和重慶第二起重機廠生產，兩個廠的區別在於噸位。五噸級以下由第二起重機廠生產，五噸以上由重慶起重機廠生產。核算時間按年度、月度核算，每月計劃多少台，工廠的生產計劃科就安排多少台計劃；計劃在內部又分解到各個部門，需要採購多少原材料、輔料；各車間的零部件生產按計劃排定，每天由計劃、調度會掌握各車間生產進度；工廠不設銷售部門，不做廣告；採購直接到機械局相關部門進行物資調拨；技術科、工藝科只管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文件、技術指導、工藝指導，不用考慮產品研發，全國的產品一個規格，一個標準，一套圖紙。產品從原材料進來到成品出去，所有工序都在廠里完成，連電機電器都在廠里生產。除此之外，還有託兒所、子弟學校、職工食堂、理發室等等後勤體系。

　　工廠不用管投入產出，不管銷售收入，沒有資產、負債、資本收益率的概念。但工廠內部管理異常規範、嚴格，也有很多考核指標。

　　工人是單纯的、團結的、守紀律的。除了加入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參加業餘文體活動外，也沒有什麼向往、追求。每天只考慮怎麼完成當天的工作任務，幹滿八小時。幹得好與壞主要不是物質激勵，而是精神激勵，榮譽感比什麼都重要。最大的榮譽就是當先進生產者，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分配上，實行技術級差工資制。最高級別為八級技術工，最低為學徒工。學徒工的工資每月只有十八點五元人民幣。三年學徒期滿，經考核合格，可以轉為正式工，拿二級技工工資，大約二十八元人民幣。我是技工學校畢業，考試按四級技術標準，畢業後第一年的工資就是三十一點五元人民幣，比直接從工人當學徒晉級合算多了。但要幹到八級技術工，除了技術之外還要看你的廠齡、工齡等指標。一般來講，不到五十歲獲得八級技術工的幾率幾乎為零。

　　我被分到了一車間。一車間是機械加工車間，是整個工廠的骨幹，人也最多。各種鑄件、鍛件、型材被切割後，由其他車間送來，在一車間通過車、鉗、銑、刨、镗、磨、組裝等工序完成零件加工、部件組裝。車工工序是最主要、最繁重的工序。這個工序又被分成大件、中件、小件三個組。分別為車工一組、車工二組、車工三組。我在車工二組。這個組主要由中型車床組成，主要是C6120和C620或加長型號的普通車床。那個時候沒有一台數控機床，也沒有一台高級的加工中心。

　　工廠是按月考核，每個工人每月都有一個基本定額工時，即三十天減去四個公休日，乘上每天八小時，也就是一個工人每月的定額工時為二百零八小時。每個零部件從加工到組裝也有預先核定的工時，每月完成基本工時（必須全部為合格產品），才能保證你的基本工資。

　　1979年時，中國已經向發展經濟方向轉型，國營企業也從搞運動為中心向搞生產為中心轉移，開始有了初級的生產獎勵機制。

　　在保證基本工資的基础上，工人們會非常努力地爭取獲得超額工時，也就是你必須在單位時間內，盡可能保質保量地完成零部件的加工，每天平均完成十個工時，每月就會超額完成任務，就會有超額獎金。超額獎金每小時一角錢，即使完成三百小時，也只有不到十元錢的獎金。但就是這十元錢，已占全月收入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了，每月掙到三百個工時的工人，幾乎都是模範。盡管這樣，所有工人每天都分成早、中兩個班進行生產。工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表現出了良好的職業素質與工作熱情。上早班沒辦法多幹活，因為交班時間是固定的。經常在上中班時，到了下班時間也不願意離開。

　　當時?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勞動者們的勞動熱情剛從整個中國由政治運動為中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大量的知識青年從農村回到城里，當了工人，能掙工資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開始。所以，在那個年代，沒人不願意學技術，沒人不願意拼命工作，很少有人願意偷懶。加上多年建立起來的完整的生產管理體系，整個工廠生機勃勃。由於是按月核算，當月產品必須入庫，到月底最後一天若是沒有完成全月的入庫任務，整個工廠就沒有完成機械局下達的生產計劃。這對整個工廠都是極為不利、不光彩的。而且，企業沒有完成當月任務，全廠當月沒獎金。所以，經常到月底，全體動員，不分晝夜加班加點，甚至要動員全廠非生產性人員，包括機關後勤人員，黨、團幹部全體到現場，參與總裝。有時候到最後一天的晚上十二點前才完成月進度計劃。廠長或黨委書記則會在晚上十二點前，在工廠的高音喇叭上，聲情並茂地向全廠職工家屬講話，激動萬分地感謝大家：“經過全廠上下爭分奪秒地革命以及拼命地努力，我們終於趕在最後一分鐘完成了局里下達的任務……”

　　第二天，累趴下的全廠工人、幹部放假休息。我當時經常納悶，昨天幹完也是產品入庫，今天幹完也是產品入庫，並沒有人追著要你把產品拉出去賣了，為什麼非得要昨天晚上突擊完成。這就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重大區別之一。生產不是為訂單生產，生產者不僅不面對消費者、使用者，連銷售都不管。產品在規定時間完成就算完成任務了，全廠的工資、獎金、福利、所有支出都有保障了。一個重慶機械局是整個重慶機械行業的主管部門，管著上百個企業的領導班子的任免，生產經營計劃，資金的劃轉、調拨，產品的調配，主要生產資料的供應等等。行使著巨大的權力，承擔了巨大的責任，實際是整個機械系統的人、財、物決策經營機構。企業完全沒有自主權，只是一個非獨立的生產部門而已。所有計劃的編制、下達、執行，不是以市場為中心，而是按時間節奏來管理的。所以自上而下的管理都是以時間為結算體系。對工廠的考核，同樣以時間為準，不然整個機械局的計劃就亂套了。新中國成立後，完成了國有化社會主義改造，引進了前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為此，這種體制就一直沿襲下來。企業雖然缺少作為獨立經營單位的很多功能，如獨立的財務系統、收支系統、銷售系統，但卻擁有學校、醫院、幼兒園等等許多社會功能。如果按計劃經濟而言，這套體系已經非常完備，無可挑剔。這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一個國營工廠的運行模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微觀基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運行了三十年。

　　三十多年過去了，站在今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去評價當年的國營體制，當然與今天格格不入。但如果離開那個背景，輕易地對那個年代的企業管理模式進行批評、否定也會有失偏頗。當年國有企業的問題不是企業管理本身的問題，而是產權制度與生產關係的問題以及政企關係混亂的問題。近二十年中，我也見過無數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制造企業，就其現場管理的科學性、嚴密性而言，當年的重慶起重機廠以及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管理水平也並不一定落後於今天的許多制造企業。只是在那樣的體制下，企業沒有資本價值觀，沒有發展的動力，員工沒有激勵，企業沒有自主權，管理再好的企業也不能發展。因為決定企業發展的權力不在企業本身，而在於行政主管的機械局手上。

　　鄧小平同志把這個階段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他的初級階段理論指導下，我們開始逐漸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在重慶起重機廠最初的嘗試，就是開始打破分配制度，開始改變幹多幹少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打破吃大鍋飯的傳統。於是，工廠里開始創辦勞動服務公司。在計劃經濟機體上，長出一個市場經濟的“瘤子”來，這就是勞動服務公司。每個職工可以出一百元人民幣，在自願的基础上當股東。一百元是我當時兩個多月的工資，完全不懂股東是什麼，更不懂什麼叫勞動服務公司，所以我也沒當成股東。勞動服務公司就是把廠里生產的零部件自主賣給用戶，賺出廠價與零售價之差，完全是無本買賣，很快就賺錢了。勞動服務公司越搞越大，才發現這個不行，賺的都是“公家”的錢。這就是最早的雙軌制。

　　一部分職工開始下了班到石橋鋪去擺地攤，賣劉三姐的歌片，賣小商品，不滿足於那份工資，開始掙外快，有了嚴格意義的私有財產。雖然不承認，但私有制在事實上已經開始萌芽了。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中國經濟能迅速從濒於崩潰的邊緣走出來、獲得幾十年高速發展的機會。進入繁榮的工業化中期這樣一個欣欣向榮的環境，就是這樣慢慢變革出來的。同時，也和巨大的低成本生產力相關，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勞動力紅利。這些條件都成為後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物質基础。

　　我進廠沒有多久，更大的變化發生了。首先是給各企業鬆綁，給企業擴大自主權。自主權最大的好處是企業超額完成了機械局下達的任務後，上繳的利潤可以留成，擴大了企業的資金支配權，就可以用於改善福利，給職工蓋宿舍，多發獎金。同時，產品的跨地區銷售開始出現，可以自主銷售產品了，這就有了競爭，產品開始註重質量，註重外觀?註重服務。由此，行業與行業間，企業與企業間，企業內部之間的平均主義第一次被打破，差異化開始出現，原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公平性基础開始動搖。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掀起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浪潮，技術吃香了，知識吃香了，尊重知識，尊重技術，尊重人才成為時尚。在起重機廠擔任多年廠長的、德高望重的倪靜涵離任，被擁有大學文憑的工程師黃炎森取代。這是一個全國性的行動。中國的國營企業結束了由打江山的革命者領導經濟的時代。全重慶市的老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幹部管理工廠的時代正式結束。工程師成為企業管理者，在這個時代就是一次質的飛躍。隨後全廠多個重要崗位的負責人紛紛由工程師、技術人員取代。這一舉措雖然掀起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風氣，但在當時的環境下，管理還沒有成為一門學問，以為懂技術就懂得了管理。反而，由於技術人員在經營管理上的性格局限，這樣的人事調整效果並不大，即使推進了企業改革的進一步舉措：承包責任制，重慶起重機廠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作為循序漸進的改革歷程，沒有這些階段的承前啟後，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是不會有後面的成果的。

本文摘自《中國重組》

---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獨創性的從“國家公司化”的假設，以作者幾十年來在政府、國企、農村、海南、海外、資本市場等地方與各領域的大量親歷和案例，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視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在國有資本、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對外投融資、海南特區、三農領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講述了大量真實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極富獨創性的創意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