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民評論家”時代

　　“智商衰退”侵蝕日本

　　到此為止，關於造成日本混亂與迷失的原因，我已經從掌舵國家運營的官僚與政治家這兩個角度進行了讨論。但是，面對受死闆的官僚制度與政局的反复更叠影響而停滯不前的政治，日本國民卻欣然接受。民主國家的政治是集中社會團體的智慧來完成運轉的。政治的停滯不前正是日本社會的縮影，這象徵了日本國民整體的智慧，即“集體智商”的衰退。

　　2009年，我寫了一本名為《如何從智商衰退中跳脫出來》（光文社）的書，考察日本社會的集體智商到底降低了多少。在書的開頭，我是這樣寫的：

　　日本在資源匮乏、領土狹小、軍力薄弱的情況下，曾經憑借頭腦與勤勉成為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強國，但是在經歷了泡沫經濟的破滅後，就成了既不會被世界追捧，也不會被抱怨的無波無瀾的國家。換言之，就是日本變得安於現狀。

　　自泡沫經濟破滅開始，日本安於現狀的局面已經持續了17~18年，以至於現在的日本沒有任何緊迫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乃至國民們也都鬆弛懈怠。

　　我感覺尤其是近幾年的日本社會，放棄使用大腦的人，也就是不進行思考的人，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日本人變成笨蛋了嗎？”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有數不勝數的現象會讓人不自主地這樣問。

　　比如，成績不及格的大學生日益增加，小學生和中學生的學習能力日益下降。這些都是所謂的素質教育引發的弊端，但更嚴重的問題是，一向被譽為世界最高水準的日本初等、中等教育也在每況愈下。

　　還有，與其說是時下流行語，不如說是“下流社會”問題在不斷擴大。“下流社會”問題指的是，身處“下流社會”階層的年輕人對工作和學習都缺乏熱情，而這種熱情度的低下越發加劇了他們向“下流社會”的轉變。

　　這種現象向我們發出警示：隨著信息化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手機和互聯網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繼而導致年輕人的思考能力與溝通能力日趨下降。甚至有種說法認為，如今的年輕人“只關心自己週邊3米範圍以內的事情”。

　　以上諸多現象無一不讓人覺得，在肩負日本未來的年青一代身上，正發生著不容忽視的“智商衰退”。

　　當然，智商衰退並不僅僅發生在孩子與年輕人身上，大人們也開始做出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假如電視節目中提到納豆有助於減肥，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競相購買，第二天，在全日本所有的超市中，納豆都被搶購一空。繼納豆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香蕉的搶購潮。

　　另外，自從在產自中國的冷凍餃子中檢測出毒性農藥後，還未進行詳細的查驗，在日本的超市里和餐桌上就已經見不到中國生產的食品了。（食品過了保質期的問題也是類似。人們明明可以依靠自己的舌頭和嗅覺來判斷是否過期，但貌似這種動物的本能已經完全消失了）。

　　民衆會做出如上的反應可以認為是媒體，特別是電視的惡意炒作導致的，但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人們不去自己思考。

　　最近，電視上總是播放一些猜謎節目和笑話節目，使觀衆不自覺地放棄了思考。

　　許多電視節目都是知名主持人和廣播公司的播音員就政治或經濟素材，請外行人（多是美女）在觀衆面前進行評論。節目內容都大同小異，讓人分不清到底是哪家廣播公司。如果將如今的政治作為素材，要抨擊的東西就接連不斷，話題也就沒完沒了。觀衆即使看了這樣的節目，也不會受益。然而，這些節目制作的口號——“政權更叠”或“後菅時代”——卻加劇了政局的變幻，對日本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那麼，在2009年民主黨掌握政權之後，智商衰退就有所改善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智商衰退帶來的多種污染正侵蝕著這個國家。

　　人們盡管對素質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但要制止學習能力下降和“下流社會”範圍的擴大卻並非易事，一旦走了下坡路，就會一跌到底。至少高中免費就讀政策，以及政府採取的某些隔靴搔癢的對策，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比如為提高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而實行所謂的就業援助——“給雇用畢業3年以內的往屆畢業生的公司發放獎金”、“畢業3年以內的學生仍稱為‘應屆畢業生’”等等。可這些措施只會使不進行思考的人越來越多。僅憑救濟弱者或失敗者，國家是不會強大的。我們應該明白，如果不是每一個人都努力向上，整個國家就不會真正地繁榮昌盛。

　　由於震災過後的恐慌消費，買斷行為不僅出現在災區，甚至蔓延至全國；僅因為從一部分食品中檢測出超標的放射性物質，尚未經正式核實，福島縣和茨城縣生產的農產品就從超市里和餐桌上銷聲匿迹了。媒體依然在大肆發表“大本營”言論，無論換到哪個電台，上演的都是明星或藝人的綜藝節目，而且是低預算的即興演出。

　　最能體現智商衰退的嚴重程度的，大概就是民主黨政權了。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釣魚島海域的?國漁船沖突事件等諸多敗筆，以及對東日本大地震、核電站事故欠缺考慮的應對措施，都起因於民主黨這一政黨的集體智商過低。

　　民主黨曾經獲得了國民的強烈支援，繼而把持政權，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國民就對民主黨大失所望。最終，在2010年的參議院選舉中，在野黨時來運轉，“扭曲國會”誕生。這與2007年“扭曲國會”誕生時的狀況如出一轍：2005年9月，自民黨憑借“郵政選舉”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勝利；2007年，年金問題成為爭論焦點，在當年的參議院選舉中，民主黨突飛猛進，“扭曲國會”誕生。

　　選舉是可以選擇自己生活、決定國家未來的重要事件。但在選舉中，政府卻是通過提出“郵政民營化，yes還是no”，“政權更叠，yes還是no”這樣如同單雙數賭博一樣的選擇題，來決定“民意”。因為是二選一，很容易被翻盤。這樣反复操縱政治行為、投票行為的現狀，正是智商衰退已經“病入膏肓”的象徵，也是日本陷入混亂迷失之中難以自拔的原因。

　　始作俑者就是“偏差值教育”

　　日本人為什麼變得不再主動思考問題？日本的集體智慧為什麼衰退了？我確信這些現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偏差值教育”。

　　1960年的“安保鬥爭”之後，日本就引入了用數字表示個人能力的“偏差值”。當時，全世界學生掀起的暴動、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日本國內也展開了激進的學生運動。日本政府擔心如果對此放任不管的話，其甚至可能會被颠覆，因此，政府將“國民教育”政策轉換成 “愚民”政策。換言之，為了避免學生反抗政府、針對美國，政府企圖將他們硬塞入國家規定的價值觀框架之中。

　　我親耳聽到一位前首相說，“我們的國家正在實施愚民政策”，當時我覺得難以置信。如今看來，其象徵就是“偏差值”。

　　屬於“前偏差值”一代的我們與“偏差值”一代人的想法大相徑庭。

　　我們這代人沒有被偏差值束縛，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未來是無限的。暫且不論學習成績，大家都可以自由地描繪未來的自己。不會有人對我們說：“就這樣的成績，還去考慮那樣的事情，有什麼用呢？”我們可以報考自己喜歡的學校，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麥肯錫管理咨詢公司？世界上最難進的公司？沒有一個日本人？挺厲害的嘛。”就這樣，因為沒有受過偏差值的教育，本專業是核電站技術研究的我，可以毫無顧忌地涉獵與專業不相關的領域。我對管理咨詢公司可謂一竅不通，卻毅然投身進去。盡管這也多虧雇佣方的青睞，但內心充斥著恐懼感和身份觀念的人，大概不會做出這種有勇無謀的事情。“有興趣，就去做”，這樣就足夠了。之後我付出比常人多一倍的努力，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這樣認為）。人的能力就是如此，相信年輕無極限，才會有進步。

　　本來，自己的能力應當由自己來判斷，自己覺得可以，就盡管去做想做的事情。但是，在可以判斷自己能力最重要的時期，卻受到偏差值的制約而成長起來的人，不僅會失去自我判斷的能力，而且想做的事情也不再由自己決定，而是交由偏差值決定。日本也隨之進入了一個被預定好的和諧社會。

　　被偏差值洗腦的孩子，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依靠偏差值來選擇升學或就業前景。父母也受到偏差值教育的影響，使用偏差值衡量自己的孩子，勸告他們選擇穩妥的學校。

　　對於成績稍好的學生，即便他們曾有過想學這些東西、想去這所學校的想法，一旦學校的老師告訴他們，“從你的偏差值來看，你可以去這所或那所學校”，他們就會選擇不浪費偏差值有利的學校。但成績稍差的學生，則會被告知“你能去的學校大概也就這所了，為了避免落榜，就選這所吧”，他們還沒有確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被迫進入了適合自己偏差值的學校。

　　偏差值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給人一種錯誤的認知——好像是偏差值在規定人們的能力和價值。學生被老師告知自己的偏差值是多少之後，就會根據這個設定值，進行“預定調和”，認定自己就是這個水平，所以一生註定就讀於這所符合自己身份的學校、從事這份符合身份的工作、經歷這種符合身份的人生。偏差值不過是在小學高年級的一段時期內，測評的 “瞬間最大實力”，但學生們卻在升初中的時候，根據這個偏差值定位自己，並自認已經清楚了自己的能力。

　　這就大錯特錯了。人類的能力並非一成不變。我在68年的人生經歷中，見過各種各樣的人，既有年輕時一展才幹，之後卻偃旗息鼓，公司也倒閉了的人，也有大器晚成，當上社長之後才一舉成名的人。

　　擔任強生公司日本法人代表的廣濑光雄，65歲時，從強生辞職，又新建了3家公司；70歲時，其中的兩家公司上市。他經常說，另一家再上市的話，他就能創下吉尼斯紀錄了。50歲之後才成就一番事業的日本人，大概有伊能忠敬、歐姆龍公司的創立者立石一真和廣濑先生。此外，我的公司上市也是在我60歲之後。62歲時，我創辦了日本第一家電子化研究生院大學。

　　總之，我們這代人沒有“我的能力就到此為止了”之類的想法。絕對不會允許偏差值這種東西來束縛自己的人生，決定自己人生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只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就會堅持不懈地努力。

　　鬆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這些“二戰”後的第?代改革家都是“不守本分”的人。

　　盡管鬆下幸之助連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但他去尋找技術合作者，繼而憑借自己的實力沖向了世界。他直接拜訪了歐美有合作潛力的企業，引進了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荷蘭電機制造廠家飛利浦的事業部門制度，創立了電子部件的合資公司。

　　本田宗一郎也不擅長英語，卻揚言要在英國馬恩島的摩託車大賽中勝出，7年後他的夢想得以實現，並奠定了今日本田的基础。本田副社長西田通弘在本田建立不久後就加入該公司，並深受本田宗一郎和藤澤武夫的熏陶。據他說，從本田分包汽車部件的時候開始，本田宗一郎每天早晨都召集所有員工，因為他個子不高，就站在半成品的集裝箱上，連聲高呼“要做世界頂尖的本田”。另外，本田宗一郎在高中時因被開除而肄業。

　　成為成功人士的法則其實很簡單，就是以下三點的組合：尋找自己想做的事情，考慮如何去完成，並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二戰”後第一代的成功經營家，都忠實地遵循了這個法則。但以偏差值預定的和諧社會中，卻少有這樣的人才出現。老師設定的偏差值使得他們清楚了自己的“分量”，只希望過一種和諧、安分守己的生活，所以不會一直堅持努力。這些人遠不如高中退學、脫離偏差值教育的軟銀集團社長孫正義，他是一旦確定目標就锲而不舍的類型。

　　偏差值一代如今大都已經40歲左右了。與他們交談時，我總是從他們身上感到一種唯命是從的小市民情結。每當我說官員壞話的時候，不少人如此反驳我：

　　“大前先生，您總是這樣隨隨便便地批評官員，可是我們學校最優秀的人都去了政府機關，他們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啊。”

　　這是偏差值一代典型的想法。比起每每輕而易舉地升學、就業的精英，畢業後在社會上飽受磨煉、孜孜不倦、繼續學習的普通人應該更具有看透世界的眼力，但是因為從小就被植入了“偏差值高=頭腦靈活”的觀念，所以他們無法從這種根深蒂固的看法中擺脫出來。

　　人們發現週圍的同學中比自己偏差值高的人或是進了政府機關，或是從事媒體工作。所以他們認定政府機關是不會犯錯的，報紙和電視上登載或播出的內容也都是真實無誤的。什麼事情都由偏差值高的人為自己解決，所以自己什麼都不用考慮，只要聽從他們的指揮就可以了……就這樣，偏差值教育剥奪了日本人的熱情與野心，甚至扼殺了人們思考的習慣。

本文摘自《日本的迷惘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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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到2002年，經歷了“失去的10年”，但現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說法。日本的經濟一直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雖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這個改革非常困難。曾經大獲成功的舊“日本模式”已經完全陳腐僵化。實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創造全新日本的時機已經到來！
　　本書作者大前研一作為親歷者，針對日本的新國家戰略展開論述，對日本當前整個社會狀況以及經濟、國民生存現狀進行了犀利的點評，並對日本政界實施的各項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議。舉例翔實，說理清晰，分析透彻，寫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當局，真是應該拿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和決心來進行彻底的變革了！
　　鄰國日本的經驗和教訓，日本未來發展戰略的重新思考，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索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