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第二波風暴(3)

2013-09-06 11:48:34

  我認為思維與現實之間存在雙向聯繫。一方面,思維試圖理解現實,我稱之為思維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思維試圖影響現實,我稱之為思維的能動功能,或者說操控功能。這兩類功能以相反的方向把思維與現實連接起來。當兩種功能同時發揮作用時,就形成了一種循環關係,或者說意見回饋環路。我把這個意見回饋環路稱為“反身性”。

  反身性對兩種功能都存在一定的干擾作用。如果沒有反身性,每種功能里只有一個自變量,即在認知功能中,現實應該是自變量,現實的變化決定了市場參與者的思維、看法;在能動功能中,市場參與者的思維應該是自變量,思維的變化決定了市場參與者將會採取的行動。當兩種功能同時起作用時,兩者都沒有自變量,因為思維與現實將會相互影響,這就給我們研判市場參與者的思維和市場的實際動態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因素;而如果兩種功能獨立發揮作用,互不干擾,這些不確定性因素就不复存在了。這些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市場參與者的思維與實際動態之間出現了偏差,市場參與者的意圖與最終結果之間也缺乏一致性。

  有一點應該強調指出,反身性並非不確定性的唯一根源,其他因素也會導致市場參與者無法完全準確地理解現實動態,這就是“知識不完善”。反身性與“知識不完善”及人的“易錯性”存在密切的關係。這兩個概念看起來很相像,但實際上從邏輯角度而言,易錯性的危害要大於知識不完善的危害。如果人們根據完善知識採取行動,也就是說人們在採取行動之前對現實動態有了全面的、精準的認識,那麼他們的想法就會完全契合現實,反身性也不會成為不確定性因素的根源,既不會給市場參與者的想法帶來不確定性,也不會給現實動態帶來不確定性。因此,如果沒有易錯性,就不會有反身性,但即使不存在反身性,思維也具有易錯性。

  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承認易錯性的存在,但反身性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這可能是因為反身性同時涉及認知功能與能動功能這兩個方面。對於每一個功能,人們都試圖追求完美,往往傾向於無視或消除導致不確定性的根源。這一點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經濟理論對金融市場的解讀就故意忽略了反身性的存在。我在學生時代之所以會形成反身性的概念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卡爾·波普(Karl Popper )的影響。波普是一位奧地利裔哲學家,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最後一年,他擔任我的導師。當我積極涉足金融市場的時候,我便自然而然地把金融市場作為一個試驗場,以檢驗我的想法是否正確。事實證明,我的這個選擇是非常幸運的。可用作試驗場的實際情形很多,金融市場只是其中之一,但它的很多特點使其特別適合用作試驗場。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相對比較透明,產生的大量數據都是可以定量分析的。最重要的是,解釋金融市場運作方式的一些經濟理論,比如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和合理預期理論,都武斷地把人的易錯性和反身性排斥在了思考範圍之外,結果就導致雖然很多經濟理論頗有影響,被人們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卻是錯誤的,是有待證僞的。這樣一來,選擇金融市場作為試驗場去檢驗我的想法是否正確,就比選擇其他情形更具有現實意義。

  1987 年,我出版了《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其中論述了反身性的概念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我之所以將其稱為金融市場的“煉金術”,而不是金融市場的“科學”,就是為了強調我的“反身性”概念與主流經濟理論之間的區別。經濟學家試圖把自己的理論比作牛頓的物理學理論,我認為這種類比是錯誤的,因為牛頓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現象。自然現象的發生完全獨立於人的想法之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經濟現象的演變並不獨立於人的意志之外,市場參與者都具有思維能力,而他們的思維會影響經濟現象。思維的能動作用並不能直接把不同事實聯繫起來,而是通過具有思維能力的市場參與者的干預來實現的。能動功能與認知功能之間形成了一個意見回饋環路。

  自然現象與經濟現象之間的區別是非常深刻的。研究物理學時,你可以進行一些概括、歸納,得出一些普適的理論,這些理論既可以解釋已經發生的現象,也可以預測未來將要發生的現象。波普創造了一套簡單且精致的科學方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科學方法由三個要素和三種操作構成。三個要素是指初始條件、最終條件和普適性的總結或科學規律。三種操作是指預測、解釋和檢驗。他認為,當初始條件和科學規律相結合時,就能進行預測;當最終條件和科學規律相結合時,就能進行解釋。這樣,預測和解釋就是對稱的、可逆的。

  波普的科學方法沒有提到對規律的證實,這恰恰體現了他的獨特洞見。他宣稱科學規律無法被證實,只能被證僞,要檢驗一項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只需要把某些特定案例中的初始條件與最終條件進行比較,如果它們不符合適用的那條科學規律,那條規律就被證僞了,即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不能被證僞的規律沒有資格被稱作科學規律。要摧毀一個結論或規律的正確性,只需要一個反例就足夠了,但要證明一個規律的正確性,無論多少正面的例子都是不夠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證實與證僞之間存在一種不對稱性。波普的科學方法的三個基本特點就是預測與解釋之間存在對稱性、證實與證僞之間具有不對稱性、檢驗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特徵與波普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他主張我們對自身所生活的世界的了解是不完善的,這與我認為人具有易錯性如出一轍。

  波普堅持他所謂的科學方法統一性原則。在這一點上,我和他的觀點不同。自然現象與人類事務之間存在根本差異,怎麼能用同樣的科學方法和標準去研究它們呢?人們對現實的認知肯定是不完善的,這種不完善認知和人類固有的易錯性肯定會給人類事務的演變帶來不確定性,而自然現象的演變就不存在這種不確定性。人們需要承認這種根本性的差別。這並不意味著自然科學能夠產生一些永遠正確的結論,而是說社會科學不得不額外考慮如何應對不確定性因素,並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標準。經濟學家們把解讀金融市場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理論比作牛頓的物理學定律。為了表明我的觀點與他們的觀點具有根本性區別,我才把我的書命名為“金融煉金術”。

本文摘自《危機與變革》


  本書呈現了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索羅斯對應對金融危機的實時思考,將他的哲學思想與美國、中國、歐洲各國對銀行業和金融業進行的結構調整措施相結合,深刻挖掘當前危機的歷史根源與現實要素,並呼籲國際社會同心協力應對這場危機。
   在描述危機演變歷程的同時,索羅斯常提出與美國和歐洲各國所選政策不同的政見,字里行間無不透露著他對歐元區以及美國未來前景的擔憂。索羅斯高瞻遠矚地預見到這場危機的規模,並認識到人類將面臨“非常時期”。作為一名從業多年的基金經理以及歐洲一體化的支援者,索羅斯的分析令人信服。他表示,當前全球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正面臨危機帶來的最嚴峻的考驗,各個國家應該重塑金融監管環境,共同破除“金融魔鬼”帶來的魔咒,抵制人性的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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