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傳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2）

　　在改革被普遍質疑為背叛社會主義的政治環境下，把改革和開放政策區分開來是明智之舉，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而言，對外開放的政治敏感性較低，因此也沒那麼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攻擊。中國渴望並且有必要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及進入西方資本市場，在這點上，即使是社會主義最堅定的支援者也不會有異議。同樣值得註意的是，江澤民完全改變了毛澤東激進的反傳統主義政策。江澤民強調，“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一切優良的思想、道德、文化傳統”對中國“搞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至關重要，同時還要“學習外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科學管理經驗和進步文化成果”。進入90年代之後，中國不再閉門造車地建設社會主義，也不再像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年，鄙棄自己悠久的歷史傳統。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外開放政策的持續實行，使一小部分經濟改革在無常的政治環境和財政緊縮的雙重沖擊下得以幸免。1990年4月成立的上海浦東開發區是中國對外開放在90年代初期最為顯著的發展標志。上海便是從這時起開始复興，並逐漸成為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兩年後，即1992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建立浦東新區。不到10年，浦東就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發展的橱窗。這個與上海僅一江之隔的彈丸之地，通過對深圳模式的借鑒，成功地從一片稻田轉變為經濟盎然的一方支柱，成為9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的焦點。如果說深圳是中國80年代對外開放的象徵，那麼浦東則可謂90年代對外開放的典範。不久，上海週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便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引擎，與南方的珠江三角洲並駕齊驅。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上海在1990年的另外一個重大發展。1990年12月19日，經過一年的緊張準備之後，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治環境中正式宣佈對外營業。過去，由於被普遍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徵，債券和股票交易一直是中國經濟的禁區。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國營企業通過企業改革轉變成為股份制公司。它們將出售債券和非流通股票給自己的職工和大衆作為籌集資金的一種新方式。1989年8月，首個公司債券和股票二級市場存在的交易所試點在沈陽出現。位於中國東北部的沈陽是個重工業老城，在改革前擁有衆多國營企業。該交易所的出現為國營企業職工交易債券和股票提供了一個平台。盡管基础設施簡陋，空間狹小，但作為中國首次二級債券和股票交易市場的嘗試，它受到了各界，尤其是境外媒體的關註。3個月後，另外一家交易所於9月底在上海開業。1986年11月，時任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菲爾霖受邀參加了由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的一個會議，並與鄧小平會面。其間，他強烈要求參觀上海證券交易所——實際上只是一個面積僅12平方米的小房間。

　　然而，第一個對經濟造成真正影響的交易所卻是在深圳。1986年以後，股份制公司在深圳興起，到80年代末，股份制公司數目增長到200多家。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組建了一個證券交易所領導小組，研究成立證券交易市場的可能性。盡管多次向北京申請許可均以失敗告終，深圳最終仍然成立了證券交易所，並在隨後的時間裡，尤其是在1989年之後，發展相當活躍。到1990年中，深圳全市可供人們交易股票的辦事處就已超過300家，盡管當時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官方許可。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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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