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傳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3）

　　事實上，像這種監管滞後的情況，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非常常見。用一個比較貼切的說法來形容，那便是“先上車後買票”。這種實踐先於制度的做法看起來似乎是政府監管部門的責任缺失甚至是失職。但是，如果沒有實踐先做出嘗試，監管者又如何知道該怎麼去監管呢？不管怎樣，每一個新穎的實踐在做出首次嘗試時都必然會出錯，尤其是在一個監管缺位的環境中，這就會讓政治反對者有足夠的理由扼殺它們。要使這種方法奏效，政府必須要有耐心，要保持思想的開放，並要學會迅速地採取行動——建立利於實踐發展的規章制度或能在情況惡化時及時叫停。然而，如果過早地掐斷有發展前景的實踐，或者未能及時終止糟糕的實踐，承擔責任的還是政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由於實踐的效果深受制度環境的影響，監管環境中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有可能對其成敗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時，哪怕是做出細微的調整，都有可能使一個正處於頹勢的實踐迸發生機。因此，一個新實踐能否被政府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的較量。一方是它的支援者，在實踐的試驗階段他們會盡力讓其正常運轉，然後不斷地進行修正，並在可控的政治範圍內調整對其有利的制度環境。另一方是批評者，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揪出試驗過程中的差錯，並以此為理由向支援者發難。對於希望通過引進新穎可行的實踐來推動改革的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多地試驗，在有限的時間裡找出切實有效的因素，但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風險所在——試驗的次數越多，錯誤也必然會越多。實際上，這也是鄧小平的名言“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背後的邏輯。

　　在對股票交易市場的態度上，由江澤民領導的中國政府也持類似的立場，但理由有所不同。1989年上任的江澤民並沒能消除市場化改革所遭受的政治敵意，也無法以官方立場承認股票交易所這種存在形式。與此同時，他不願意或者無法採取嚴厲措施打壓已經進行的地方性試驗。因此，在沒有法律條例或官方認可的情況下，深圳股票交易所繼續運營，這實際上是一種走鋼絲的冒險行為。直到1991年7月3日，深圳證交所才正式獲得了北京的批準。

　　1992年的價格改革及1994年的稅制改革都對消除價格扭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並為單一價格體系及全國市場的建立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新一輪的企業改革也在整個中國蔓延開來。1992年，中國確立了將實現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企業改革的支援者也因此有了一個新的任務：把國營企業轉變成為獨立、自主並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實體。這一決定超越了“放權讓利”的基础及經營承包責任制，把中國的企業改革推上了一個全新的舞台。建立一個脫離政府干預並由市場監管的現代企業制度，便成了企業改革下一階段的目標。

　　乍看之下，這個想法似乎違背直覺。國企如何能不受國家干預？企業改革內部存在著一個困境：國企不可能完全與國家脫離。一個歸國家所有的國企如何變成自主逐利的商業企業？一個比較現實的想法是，減少各種官僚機構及相關的繁文缛節，簡化政府和國企間的關係，同時讓國企參與市場競爭。此外，由於大部分國企已經處於虧損狀態，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因此有必要削減國企的數量。我們將會在後面看到，這恰恰是中國政府有能力實現的做法。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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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