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轉折年代（1）
幾乎沒有人能預測到，一個共產黨政府會走向市場經濟。但現在中國政府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事實已經衆所週知。這讓人不禁發出疑問，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毫無疑問，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最合適的尋找答案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到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的最後一天，這份公報誕生了。這次會議被視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和後毛澤東時代經濟改革的序曲。這份文件雖然回避了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但明確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坦率地陳述了經濟改革的目標。
《公報》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迫切要求。這意味著共產黨彻底停止對毛澤東的盲從和因此導致的對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的迫害，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正式畫上了一個句號。這份《公報》強調“城市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隨著階級鬥爭向現代化建設的轉變，社會對物質報酬也逐漸接受。毛澤東將革命的狂熱作為鼓勵工人與農民的主要動力，這種做法被完全抛棄了。相反，這份《公報》對物質激勵進行了肯定。“全會指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如果沒有這個方向的改變，鄧小平那句著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將成為一句空話。
《公報》同樣強調了現存經濟體制的一大缺陷，即權力的過度集中，這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核心觀點相一致。《公報》指出：“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毫不意外，《公報》給出的藥方依舊延續著毛澤東的思路。原文如下：
會議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註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採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
毫無疑問，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最合適的尋找答案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到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的最後一天，這份公報誕生了。這次會議被視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和後毛澤東時代經濟改革的序曲。這份文件雖然回避了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但明確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坦率地陳述了經濟改革的目標。
《公報》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迫切要求。這意味著共產黨彻底停止對毛澤東的盲從和因此導致的對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的迫害，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正式畫上了一個句號。這份《公報》強調“城市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隨著階級鬥爭向現代化建設的轉變，社會對物質報酬也逐漸接受。毛澤東將革命的狂熱作為鼓勵工人與農民的主要動力，這種做法被完全抛棄了。相反，這份《公報》對物質激勵進行了肯定。“全會指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如果沒有這個方向的改變，鄧小平那句著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將成為一句空話。
《公報》同樣強調了現存經濟體制的一大缺陷，即權力的過度集中，這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核心觀點相一致。《公報》指出：“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毫不意外，《公報》給出的藥方依舊延續著毛澤東的思路。原文如下：
會議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註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採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