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膠的沉淪
時間奔騰不息，把屬於橡膠的榮光與悲歡一並帶入了新的世紀。
新中國成立之初，大批解放軍官兵奔赴祖國邊疆，一手拿鎬頭，一手拿槍，為國家的國防事業、經濟建設做出了特殊貢獻，被譽為“共和國的脊梁”。農墾因此也有“共和國的長子”之說，不僅承擔著國家特殊的使命，也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疆建設兵團是中國最大的商品棉基地，黑龍江農墾是中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海墾是中國最大的天然橡膠基地，曾占我國天然橡膠產量的一半，創造了世界橡膠種植史上的一個奇迹。但在中國步入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和海南島建省後，海墾無論是外部管理體制還是內部管理體制，都顯示出極大的不適應性，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民生日漸凋敝。
海墾一直實行的是“海南省委管帽子，財政部管工資，農業部管資產”的管理體制。農墾政、企、社三者合一，既具有政府職能，有公安系統、土地部門、審計部門等，也承擔墾區社會發展的功能，自辦學校、醫院等。實際上，海墾對於海南而言，是一個政企不分的“獨立王國”。
歷經近60年的變遷，海墾的總人口達到了約105萬，是海南總人口的1/8。其中，21萬名職工，19萬名離退休人員，65萬名非職工居民。到2008年，整個海墾有處級幹部近千人，科級幹部數千人。
整個海墾系統都在橡膠這個大鍋里搶飯吃，那一棵棵橡膠樹逐漸變得不堪重負。多年前，財政部關稅司曾經作了一個調查，了解到墾區每噸膠的成本是1.8萬元，比當時天然橡膠的市場價格高出很多。原因是農墾將政府社會職能、經濟發展等支出全部都攤到了每噸橡膠上。
加上體制開始僵化、利益固化，導致生產力窒息，膠工收入的增長被壓抑。20世紀80年代後期，已經有不少職工“逃離”農場，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去了。僅在南田一家農場，到1992年的時候，1.1萬多名職工中就有2000多人舉家外遷，另謀生路。對於大多數留下的職工而言，最直接的體會就是各種“欠賬”。截至2003年年底，全墾區光拖欠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就有3.73億元。拖欠工資、看病報銷難、生活困難等民生問題造成了一拨又一拨的上訪潮。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個農場的新任場長第一天上班剛到場部門口，就被一大伙人堵在了門口，他們拿著一大把單據遞到他跟前。
“你是新任場長嗎？我沒錢看病！”
“你趕緊把我的崗位解決了！”
“場長，我這筆錢都拖了一年了！”
新任場長一下懵了，理論了半天，才明白這些人都是農場職工--無崗無地的來要土地，在冊無崗的來要橡膠崗位，還有要社保的、要報銷醫藥費的。跟這家農場一樣，很多農場每當交地租和保費的日子，錢經常被堵在門口的職工半路劫走。
這是一場涉及一百萬人口、海南島四分之一土地面積的宏大改革。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之際，海南農墾，新中國建設史上的貢獻者，還在背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蹒跚行進。2007年，王一新臨危受命，空降“危機四伏、濒臨絕境”的海南農墾。王一新和他的改革團隊一手推動了海南農墾的改革，讓一個封閉、落後的“小社會”在短短四年間脫胎換骨，成為下屬多家現代企業，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在內的現代農墾集團。作者通過對王一新及海南農墾內外的多次調研採訪，根據第一手資料勾勒出了海南農墾波瀾壯闊的整個改革歷程，系統總結了改革者的理念和方法，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刻畫了一個生動的樣本，也為下一步的改革提示了某種參考路徑。
新中國成立之初，大批解放軍官兵奔赴祖國邊疆，一手拿鎬頭，一手拿槍，為國家的國防事業、經濟建設做出了特殊貢獻，被譽為“共和國的脊梁”。農墾因此也有“共和國的長子”之說，不僅承擔著國家特殊的使命，也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疆建設兵團是中國最大的商品棉基地，黑龍江農墾是中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海墾是中國最大的天然橡膠基地，曾占我國天然橡膠產量的一半，創造了世界橡膠種植史上的一個奇迹。但在中國步入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和海南島建省後，海墾無論是外部管理體制還是內部管理體制，都顯示出極大的不適應性，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民生日漸凋敝。
海墾一直實行的是“海南省委管帽子，財政部管工資，農業部管資產”的管理體制。農墾政、企、社三者合一，既具有政府職能，有公安系統、土地部門、審計部門等，也承擔墾區社會發展的功能，自辦學校、醫院等。實際上，海墾對於海南而言，是一個政企不分的“獨立王國”。
歷經近60年的變遷，海墾的總人口達到了約105萬，是海南總人口的1/8。其中，21萬名職工，19萬名離退休人員，65萬名非職工居民。到2008年，整個海墾有處級幹部近千人，科級幹部數千人。
整個海墾系統都在橡膠這個大鍋里搶飯吃，那一棵棵橡膠樹逐漸變得不堪重負。多年前，財政部關稅司曾經作了一個調查，了解到墾區每噸膠的成本是1.8萬元，比當時天然橡膠的市場價格高出很多。原因是農墾將政府社會職能、經濟發展等支出全部都攤到了每噸橡膠上。
加上體制開始僵化、利益固化，導致生產力窒息，膠工收入的增長被壓抑。20世紀80年代後期，已經有不少職工“逃離”農場，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去了。僅在南田一家農場，到1992年的時候，1.1萬多名職工中就有2000多人舉家外遷，另謀生路。對於大多數留下的職工而言，最直接的體會就是各種“欠賬”。截至2003年年底，全墾區光拖欠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就有3.73億元。拖欠工資、看病報銷難、生活困難等民生問題造成了一拨又一拨的上訪潮。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個農場的新任場長第一天上班剛到場部門口，就被一大伙人堵在了門口，他們拿著一大把單據遞到他跟前。
“你是新任場長嗎？我沒錢看病！”
“你趕緊把我的崗位解決了！”
“場長，我這筆錢都拖了一年了！”
新任場長一下懵了，理論了半天，才明白這些人都是農場職工--無崗無地的來要土地，在冊無崗的來要橡膠崗位，還有要社保的、要報銷醫藥費的。跟這家農場一樣，很多農場每當交地租和保費的日子，錢經常被堵在門口的職工半路劫走。
本文摘自《改革方法論》
這是一場涉及一百萬人口、海南島四分之一土地面積的宏大改革。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之際，海南農墾，新中國建設史上的貢獻者，還在背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蹒跚行進。2007年，王一新臨危受命，空降“危機四伏、濒臨絕境”的海南農墾。王一新和他的改革團隊一手推動了海南農墾的改革，讓一個封閉、落後的“小社會”在短短四年間脫胎換骨，成為下屬多家現代企業，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在內的現代農墾集團。作者通過對王一新及海南農墾內外的多次調研採訪，根據第一手資料勾勒出了海南農墾波瀾壯闊的整個改革歷程，系統總結了改革者的理念和方法，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刻畫了一個生動的樣本，也為下一步的改革提示了某種參考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