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從何說起（1）

　　企業家是改革的功臣

　　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二三十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多，有2億多人脫了貧，國際貿易從微不足道增長到世界名列前茅，“中國制造”的產品行銷全球。中國人追求現代化花了150年時間，但是過去的120年不是抵禦外侮，就是忙於內讧，大部分人力物力就是這樣被消耗掉的。只有改革開放後，我們確實幹成了一些事。當然，我們不必為此而驕傲，因為現在離我們建成一個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先進社會，還有很遠的距離。不過為了總結經驗，明確今後應該鼓勵什麼，防止什麼，有必要對過去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經驗加以回顧總結。

　　我認為首先是鄧小平拨亂反正，從“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混亂和敵對的派系鬥爭，無數的冤假錯案中整理出頭緒，把國家從“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道路上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綱”的正確道路。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任何真正的進步都是空談。而這個環境正是一大批正直的共產黨員，尤其是其中領導幹部的努力為全國人民提供的。

　　政治領導只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從事千辛萬苦、千頭萬緒的具體事務的是勞苦大衆和企業家，當然也有知識分子。我們建設的成功缺了哪個成分也不行。黨的領導，工人農民的勞動，甚至知識分子的努力，沒有誰懷疑過他們所起的作用，但是企業家的貢獻很少有人提起，還有許多人至今仍然以為企業家是剥削者，他們有原罪。這種觀點，我以為有彻底糾正的必要。

　　認為企業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陳舊的觀點。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並經過計量經濟學對事實的客觀檢驗，證明了在一個平等競爭和自由選擇的市場上，各個參與者從市場所獲得的報酬等於他為社會創造的財富。或者說，國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對社會的貢獻來分配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換句話講，勞動者得到工資，企業家得到利潤，出資人得到利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這是一般市場經濟的分配規則。

　　應該承認，我國還沒有做到真正市場經濟的分配規則，但是大部分分配已經逐步轉移到新規則上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經歷了無數試探，闖過了許多難關，例如開放集市貿易，價格改革，雙軌制並軌，國企改制，股票市場的建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這些直接間接都和分配原則有關。但是在這一切變革中，我認為最難的就是民辦企業的出現。其中企業家經歷著最危險、最複雜、最受委屈的經歷。

　　記得改革開放開始之前，我國已經彻底消滅了一切私營經濟成分，不要說企業家，連單幹戶也沒有。當時黨的政策是消滅一切資本主義成分在萌芽狀態。老太太在家裡養幾只雞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要統統割掉。改革開放開始以後，政策有點鬆動，勇敢的個體戶開始建立集市貿易，跑單幫。但是政策認為長途販運和跑單幫是投機倒把，屬於嚴格禁止之列。現在看來，遠洋買賣都在做，長途販運有什麼錯誤。可是政府懲罰跑單幫的人何止幾千上萬。當時如果沒有這些勇敢的先鋒分子，哪兒來今天民營經濟的半邊天下。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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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