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從何說起（2）

　　到1984年，修改《憲法》，這才允許個體工商戶的經營。雖然政策有了點鬆動，但是政府和百姓對個體戶仍然侧目而視，在註冊登記、稅收等方面多加干擾。那時辦一個工商執照至少要半年時間，稅務局在徵稅方面多方為難。這種情況也屬正常，因為黨和政府教導大家30年，反复灌輸資本家如何可惡，資本主義复辟會有千百萬顆人頭落地。大家對個體戶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防範也在意料之中。幸虧有一批敢為天下先的先進分子，不畏艱險，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夾縫中求發展。經過競爭和淘汰，逐漸使最優秀的少數工商戶被篩選出來，成為後來的企業家。

　　但是，那時組建個人所有的企業仍屬嚴格禁止之列。直到1988年修改《憲法》，才“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但是仍然“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私營經濟還處於動辄得咎的處境，地位十分脆弱，境況岌岌可危。到1993年再一次修改《憲法》，國家確立了市場經濟為發展方向，私營經濟才被承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到1999年再一次修改憲法，私營經濟總算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有無數人被錯誤地懲處，有許許多多不幸的故事。企業家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沖破萬難，不怕犧牲，才有今天我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局面。和工人農民相比，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們是最不被理解，因而處境十分困難的一個群體。更不用和政府官員相比了，連“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也比他們強許多。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取決於它的生產能力，而生產是在企業里進行的，企業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是由企業家的領導決定的。所以企業家的狀況決定著國家的實力。我國的經濟實力從弱小到強大，主要靠企業家的成長。全世界的企業家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的企業家那樣多災多難，處境艱險。當然，大部分企業家未見得有這麼遠大的眼光，他們主要是為了自己賺錢，但正如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國富論》中所說的，每個人為自利而努力工作時，他也為社會作出了貢獻。可以說企業家是我們改革開放成功的有功之臣。

　　有不少情況，企業家犯法是因為政府當局處置不當。例如稅務局徵稅，有許多不合理的規定。企業家多次反映，當局起初不認錯，後來各方面反映實在太強烈，不得不承認有毛病，但是至今不改。企業和政府完全不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吃虧的永遠是企業。企業家對這種種不合理的做法無法抗衡，只好以惡治惡，用做假賬來對付。這樣企業家顯然是犯法了，但是確實是事出有因，起因還在政府一邊。類似的情況不僅發生在企業家那里，也發生在一般人民群衆那里。要說犯罪，就不僅僅是企業家的事了，所以光怪企業家是沒有多少道理的。

　　當然，不能說企業家都是好的，搞假冒僞劣、走私販毒也是有的。正像政府官員也有貪污腐化的成員；普通群衆中作奸犯科的同樣存在，只是各種人由於身份不同，犯錯誤的方式不同。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是有功的。澄清這一點關係重大，因為我國的改革開放還沒有完成，進一步改革開放還要靠企業家的作用，比如擴大就業，沒有企業家的作用就很難實現。認為企業家有原罪，以後叫他們怎麼辦？缺少了他們的作用，國家是禍是福？

　　原罪的說法源於宗教，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這一點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人都會犯錯誤，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改革中是哪種人犯了錯誤呢？我認為主要是那些反對改革的人。不同意發展民營經濟，反對經濟上的自由開放，堅持過時的計劃經濟主張，用老眼光看待西方的先進文明。當然，這些人也不是故意要使國家停滯倒退，他們也希望國家變好，但是觀念落後，不能與時俱進，成了改革開放的阻力。相反，那些勇於沖破阻力，甘願個人承受政治風險的改革開放先進分子，包括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有功之臣。今後如果我們能夠給這些人更多的創造空間，相信我們前進的步伐還能更快一些。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