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的社會沒有前途

　　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改革開放至今，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容忽視。要改變現在貧富差距拉大的現狀，到底應該怎麼辦？是不是鼓動窮人起來反對富人？或者剥奪富人的財產分配給窮人？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現象，我認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為窮人說話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贊同。窮人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哪怕說錯了，也不用擔心。因為立場不錯，頂多是技術性錯誤。說話的人考慮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對自己的輿論評價，為窮人說話是不會出問題的。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錯。誰敢犯立場性的錯誤去為富人說話呢。所以都站在保險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

　　為富人說話則不同。由於大衆受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灌輸，富人被認為是剥削者。為剥削者說話當然錯了。所以話還沒有說，立場先已經錯了。誰會去做這種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於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人願意為富人做事。而為窮人做事很難有酬勞，所以為窮人做事的人比較少。於是結果是許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樣一個社會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問題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先要說明，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我願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並不是和富人有什麼特殊感情，或者我個人得到他們什麼好處，而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衆矢之的，就被剥奪，被侵犯。其結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彻底的窮人國。誰也不敢變成富人。萬一變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鬥，連子女都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入黨。9億人口彼此監督，不讓任何一個人變富。幸虧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打破了僵局。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這個政策，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我們要讓全國人民最後都變成富人，目前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願望。

　　我為富人說話，遭到猛烈的批評。有這麼多人反對保護富人，我更覺得有保護富人的必要。因為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再次剥奪他們。這批人反對為富人說話，反對保護富人，所以罵我為富人說話。當然，我不僅僅為富人說話，我同樣也為窮人說話。不過正如前面所說，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所以我願意更多地為富人說話。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僅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除非自己現在是窮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變成富人之後再來保護富人。這對某一個人來講的確很理想，但是對全社會來講是沒法執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地做事。要能夠說明他們的孩子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闆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我也贊成為窮人說話，他們的權利也需要保護。但是我反對為了讨好輿論，嘩衆取宠，說的話最終對窮人不利。比如鼓動窮人反對富人，宣傳富人有罪，宣稱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制造剥奪富人的理論。過去我們為了解放窮人，採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窮人並沒有變富，反而更窮了。倒是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做到了兩億人口脫貧。這是世界銀行客觀的研究報告，沒有人能夠否定。可惜的是至今還有許多人執迷不悟，醉心於造反致富的理論。

　　還有許多表面上說明窮人，其後果是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些問題一時難以搞清楚，但是有一點應該是清楚的，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其他想法只是忙中添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人與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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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