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管制的幻想（1）

　　當今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受到一些人的見解的影響，你可能會以為症結在於金融監管不力。有相當數量的著名評論員表示，致使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源依然存在，而這一危機似乎至今並未結束。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政府所作的決策就已經為此埋下了隐患，正是這些決策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實質性的放寬管制。在往日那些美好的時光里，據說當時的銀行業相當“無趣”。美國在1933年頒佈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不得涉足彼此，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999年該法案被廢止。

　　普林斯頓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在里根執政的時代，法律變化基本終結了新政在抵押貸款方面的限制。在里根的寬鬆管制政策之後，美國的生活節儉之風才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同樣主要是得益於里根時代的寬鬆管制政策”，金融體系“才敢用微薄的資本在市場上放手一搏”。在另一篇報紙專欄文章中，克魯格曼不無留戀地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穩定時期，那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存款保險杜絕了銀行擠兌的威脅，對銀行財務狀況的嚴格控制以及要求限制風險借貸和金融槓桿，限定了銀行可以通過借入資金為投資融資的尺度”。這的確是一段美好時光，“是銀行業索然無趣的時代，也是經濟增長歎為觀止的時代”。“戰後的10年，美國企業生產力整體實現了快速增長，在這一時期，銀行受到嚴格管制，私募股權投資幾乎不复存在，直到後來，我們的政治體系作出決定，認為貪婪是個好東西，從此這一切一去不返。”

　　持這種觀點的並非只有保羅-克魯格曼一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在他的《13個銀行家》一書中，大量描述了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和問題。芝加哥的律師兼經濟學家理查德-波斯納也加入其中，號召恢復《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而金融巨頭花旗銀行的掌門人桑迪-韋爾，現如今索性放棄了。歷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機就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這就是所謂：寬鬆管制政策難辞其咎。自1980年以來，放開手腳的金融市場得意忘形，銀行忘乎所以，結果咎由自取。現在，它們必須束手束腳，重新來過。

　　我想事先說明，我無意為銀行家粉飾。但是，我的確不認同上述觀點。一方面，這次美國危機中有個重要方面不容忽視，即它以貝爾斯登公司和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潰作為開端，那麼僅僅因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仍在實施，這一切就會煙消雲散嗎？這我實在無法苟同。這兩家都是純粹的投資銀行，完全也可以是因為管理不善於1999年前就宣佈倒閉。全美金融公司、華盛頓互惠銀行以及美聯銀行也是同樣，這幾家商業貸款銀行雖未涉足投資銀行，但也沒有避免關門大吉的厄運。另一方面，所謂美國經濟在羅納德-里根在位之前的表現優於在位之後，就得益於1980年之前對銀行的從緊控制，這種說法更站不住腳。1950年到1979年，美國生產力的增長的確較1980年到2009年快了很多，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間，又要比70年代快了許多。而且，在1979年之後，其增速一直快於加拿大。與保羅-克魯格曼不同的是，我認為在過去70年間，還有其他一些改變生產力增長的因素在發揮著作用，首先躍入我腦海的有諸如科技進步、教育以及全球化因素等。但是如果我也簡單套用他的理論，那麼很顯然與美國相比，加拿大一直保持著較緊的銀行管制體系，生產力本應較美國增長更快，可實際情況卻相反，這就無法自圓其說。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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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