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制度（1）

　　對“大分流”問題進行讨論，不僅是出於對歷史的興趣，而且是要以史為鑒。了解西方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為曾經、當下和未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供啟示。制度讨論之所以重要，其一就在於這似乎還可以解釋其他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直至20世紀後期都未能實現經濟穩步增長的原因。埃斯莫格盧和羅賓遜通過疆界城市諾加萊斯結合地理和文化因素诠釋了制度的力量，這座城市恰好被美國和墨西哥的國境線一分為二，國境線兩邊的生活水平差異之大令人瞠目。“冷戰”時期的兩個著名實驗也可得出相同的結果。簡言之，就是選取朝鮮和日耳曼這兩個民族，並將之分為兩組。韓國和聯邦德國實施資本主義制度，朝鮮和民主德國則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不過幾十年工夫，兩地所發生的變化令人震驚。埃斯莫格盧和羅賓遜的分析認為，中國是否的確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突破，這尚存疑問。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市場改革還取決於攫取型專屬精英階層的決策，而且他們還要繼續負責決定關鍵性資源的分配問題。

　　以牛津大學的保羅-科里爾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家，已經就這些問題思索良久。非洲國家博茨瓦納的情況似乎正說明了這一點，只要人民不再像剛果民主共和國那般飽受腐敗頑疾或內戰之苦，即便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經濟也能獲得增長。與大多數後殖民非洲國家不同，博茨瓦納獲得獨立時，建立起的是包容型而非攫取型社會制度。秘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託經過多年研究，也認為制度才是問題的關鍵。他和研究人員在秘魯首都利馬、海地首都太子港、埃及首都開羅、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等地簡陋城區的艱苦研究表明，盡管收入微薄，但窮人世界還是擁有著大量財產。問題在於窮人無法將這些財產通過法律確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這幾乎都是以“超越法律的身份”持有。這一情況並非因為窮人偷逃稅款所致。依據德-索託的解釋，黑色經濟也有著自己類似稅收的機制，諸如收取保護費之類，這使得人們對合法性地位心生向往，但是對房屋或作坊獲取合法所有權幾乎難過登天。

　　作為嘗試，索託和團隊在利馬郊區想合法地開辦一家小服裝作坊，結果花費整整289天才得以實現，而當他們想為在國有土地上建造房屋獲得法律授權時，結果耗時更久：全程需要6年11個月，還要和52個不同政府部門打交道方可過關。索託認為如此混亂的機構職能迫使窮人只得生活在法律之外。完全可以想象這種不受法律限制的經濟量是巨大的。索託的《資本的秘密》一書中就有這樣的驚人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掌握著（但並非合法擁有）價值9.3萬億美元的房地產。可是合法所有權的缺失和財產法配套工作體系的不到位，使得這些大多都成為“呆滞資本”，它們“就像深藏在安第斯山脈中的高山湖泊，蘊含著大量潛能卻不為人知”，無法將之有效利用來創造價值。只有財產權的配套工作體系到位，才能將房屋作為抵押品，在市場中形成相應價值，以便於房地產的買賣交易。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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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