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管制的幻想（2）

　　對於沒有美國背景的英國聽衆而言，嚴格監管金融市場可以加速經濟增長，反之，放鬆管制就會導致經濟危機，這種說法就越發難以令人置信。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英國銀行業也在執行從緊的政策，倫敦舊城被類似傳統同業公會般的限制層層束縛。作為承兌行委員會尊貴會員的商業銀行，至少在概念上，也會對接受商業匯票、發行債券和股票心存顧慮。商業或零售銀行還要受到大型“高街銀行”聯盟的控制，後者負責設定存貸利率。在證券交易市場，獨立的經紀商賣出，特殊交易商買入。對所有這些紳士資本家，英格蘭銀行的監管方在一旁慈祥而又不失威嚴地觀望，只消動動眉毛就能察覺出是否存在不當行為。在所有這些條條框框之外，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前及之後設定的大量法律法規需要遵循。1947年的《外匯管理法》嚴格限制英鎊以外的幣種交易，有關規定一直延續到1979年。甚至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詳細確定了各國匯率兌換規則之後，英格蘭銀行還會定期干預英鎊的匯率問題。1948年的《公司法》、1958年的《證券欺詐禁止法案》和1967年的《公司法》，都會對銀行加以監管。1963年的《存款人保護法》對未能納入“第8條”和“第127款”晦澀條例的接受存款機構又多了一層監管。1959年的拉德克里夫委員會報告認為，貨幣政策的傳統工具並不充分，在此之後，又出台了對銀行貸款限額的管控。消費信貸（主要採取“分期付款購買”即分期付款形式）也被嚴格監管。被英格蘭銀行認可的銀行需要保持28%的流動性比例，實際上，這都要由持有大量英國政府債券來實現。

　　但在這金融嚴格監管的時代，英國並沒有出現所謂的“經濟騰飛”。相反，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觀點認為英國在經歷著19世紀20年代以來金融體系災難性的10年，當時不僅銀行業出現嚴重危機，股市也在崩盤，房地產泡沫破裂，並且還有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多虧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才使英國渡過難關。這期間也出現了英國版的伯納德-麥道夫、貝爾斯登公司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只不過我們現在誰還記得起這些名字：倫敦的傑拉爾德-卡普蘭（GeraldCaplan）、郡縣證券（CountySecurities）、杉木控股公司（CedarHolding）以及成功投資信託公司（TriumphInvestmentTrust）？誠然，英國次級銀行危機部分源自愛德華-希斯政府對銀行監管政策所作的拙劣改變。但如果把這些舉措誤以為是放寬管制就大錯特錯了，新的監管體系稱為《競爭與信貸控制條例》，它要比所取代的原有體系更加複雜和煩瑣。此外，惡名昭彰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錯誤，對於隨後而來的金融危機也難辞其咎。在我看來，20世紀70年代英國的經驗教訓並非錯在放鬆管制，其實，不當的監管才是罪魁禍首，在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力的前提下，更是如此。對於如今我們所處的危機而言，我相信這也依然適用。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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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