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下的危機（2）

　　衍生產品的問題非常重要，是因為一些重量級人物如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和英國金融管理局主席阿代爾-特納對於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經濟和社會福利事業，包括衍生產品市場在內的近期在金融方面所取得的理論和技術進步，都表示懷疑。對於金融創新我並未持有如此敵對的態度。我同意風險管理的現代技術在很多方面尚存不足，特別是那些忘記（或是聞所未聞）如風險價值模型這類方法的人們可能會對此濫用，但是不能簡簡單單地把現代金融排除開來，這就像不能為單纯保護書商和圖書館的生計，就把亞馬遜網站和谷歌棄而不用一樣。

　　若想對現行以及研究制定中的監管政策加大力度，以期影響到未來金融危機所發生的頻次和規模，我認為這種做法極不可取。不僅如此，在我看來，所推出的新政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我們需要應對的問題並非源自金融創新，而是來自金融監管。風險管理的私有部分模式的確尚不完善，金融危機已然使之暴露無遺。但是風險管理的公有部門模式幾乎還不复存在，因為立法者和監管者對意外後果法則幾乎完全無視，就在不經意間，他們助長了覆蓋所有發達國家的房地產泡沫。

　　就我而言，問題並不是“是否應該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管”。實際上，沒有監管的金融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學生對此都不感到陌生。亞當-斯密所在的蘇格蘭也曾就何種監管適用於紙幣體系進行過生動讨論。其實，這位自由市場經濟的創始人在1772年的艾爾銀行危機（AyrBankingCrisis）之初，就曾提議實施一系列相當嚴格的銀行監管措施。如果沒有欠賬還錢、童叟無欺的鐵律，就不會有金融的出現。如果沒有對銀行管理的約束，在資產和負債的期限不匹配時（隨著部分準備金體系的出現，這個問題幾乎在所有銀行都普遍存在），在市場低迷時，就可能會有銀行被迫出局。所以，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怎樣的金融監管效果最為理想？”

　　在我看來，現如今，多數觀點認為繁勝於簡，有法可依勝於自由裁量，企業與個人要以大局為重。我認為這是基於對金融市場運作機制的錯誤理解。這讓我想起奧地利維也納著名的諷刺詩人卡爾-克勞斯，他曾就精神分析作過這樣的風趣評價：這是假裝被治愈的疾病。我相信，過於複雜的監管政策就是假裝被治愈的疾病本身。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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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