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智能設計（1）

　　在前面我想說明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的價值，它用類比的方式極好地說明了良好政治制度所發揮的作用。現在，我想借用生物界的比喻。查爾斯-達爾文在自傳中就曾明確表示，當時的經濟學家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他於1838年“偶然閱讀”的託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據達爾文在自傳中的回憶：“經過系統的研究，長久以來觀察動植物的習慣，我了解到四處都是在掙紮中求生存，此時立刻令我想到在這些環境中，有利的差異會得到保留，不利的會被破壞。這樣，我終於有了可以研究的理論。”《經濟學人》的編輯白芝浩只是當時衆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中的一位，當時有很多人都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經濟社會之間畫了等號。白芝浩認為：“英國商業粗糙而平庸的結構就是其生存的秘密，因為它包含著‘求變的趨勢’，而這正是人類社會與動物王國的相似之處，是實現進步的基础。”下文中會更多地介紹白芝浩的觀點。

　　在金融市場和達爾文所理解的自然界中，並不僅僅在表面上存在著相似之處。正如塞倫蓋蒂平原上的野生動物，個人與企業之間也在為生存而不停鬥爭，為有限的資源而展開競爭。自然選擇依然會適用，或是促成創新（按照自然界的術語來講就是突變）有益於發展，或者是自取滅亡，所有這些都取決於適應環境的程度。金融世界和真實的進化體系存在著怎樣的相似之處？根據我所作的研究，至少有以下6點相似之處：

　　“基因”：在某種層面上，企業文化的某些特點與生物學中的基因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將信息存儲於“組織記憶”中，在個體間進行傳遞；在新企業創建時，在企業間傳遞。

　　具備自發“突變”的可能性，通常是指經濟世界中的創新，這主要是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

　　物種內部的個體為資源進行競爭，其結果是壽命更長和繁殖更好，這同樣也決定了哪種商業行為可得以為繼。

　　自然選擇機制通過對資本和人力資源的市場分配實現，其間也有因狀況不佳而“死亡”的可能性，即“差別生存”。

　　可能形成新物種，通過創造全新的金融機構“物種”來維持多樣性。

　　可能出現滅絕，某些物種完全滅絕。

　　有時，正如在自然界中，金融演化過程要受到地緣政治的沖擊和金融危機這類巨大變革的影響。當然，區別在於，自然界中來襲的小行星來自外太空，而金融危機的根源卻在體系內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惡性通貨膨脹，就宛若是自然環境突變，造成“大規模滅絕”，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銀行恐慌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儲貸危機。現今的金融危機規模也相當可觀，但是為何大滅絕沒有應聲而至呢？那些金融界的“恐龍”依然自在馳騁。

　　答案在於，生物進化是在無情的自然環境中進行，而金融進化是在監管架構中發生，這里就可以借用反達爾文的創世論者的一個術語，是“智能設計”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但這個設計又出自怎樣的智能呢？答案就是：進化進程中沒有能做出預言的智能。實際上，當身處其中的時候，更多的只是使脆弱的系統雪上加霜罷了。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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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