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家何以為勵

　　白芝浩在他的著作中坦言：“問題非常微妙，解決方案千差萬別，找到最終辦法絕非易事。”直至今日也仍是如此。但我認為，從白芝浩的第一條原則開始入手，應該不失為上策。第一，加強中央銀行的作用，使之成為貨幣和監管體系中的最高權威機構。第二，確保掌控中央銀行的人既要有“憂患意識”，也要“經驗豐富”，這樣，當出現信貸過度增長以及資產價格通貨膨脹時，就會積極採取行動。第三，在使用儲備金要求、調整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等主要中央銀行工具方面，給予他們相當的自由度。第四，效仿白芝浩向讀者傳道授業，傳播一些金融史知識。

　　最後，還有白芝浩無須贅述的一點（因為這在當時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應確保違反監管權威機構相關規定的人必須為其違法行為付出極大的代價。有人認為本次危機是由寬鬆管制所導致，其實這是對這一問題的誤解。不僅監管被誤讀是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有就是以為可以免受懲罰，其實這並非來自寬鬆管制，而是來自處罰不嚴。

　　在銀行內外都不乏貪婪之人。畢竟，銀行是個多金的所在，或者，它給大家留下的印象使然。但是如果自以為自己的不法行為會不為人知，可以瞞天過海，那麼欲壑難填的確會使人欺上瞞下或有失檢點。監管不力或適用法律不當自2007年起就是最為飽受诟病的問題所在。在美國，所有對房地產泡沫及其後的種種問題難辞其咎的人，為此受到牢獄之苦的可謂鳳毛麟角。在英國，對銀行家最嚴厲的處罰是取消並廢止前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執行官弗雷德-古德溫的爵士頭銜。

　　白芝浩從未得到他所提議的極富實權的副行長角色，實際上，行長這一職位成為了當初白芝浩所設想的那種永久性掌握實權的角色。英國首相戈登-佈朗把行長的監管職權交給了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因此負責管理金融政策研究部門的行長這個差事並非易事（最近還把緊急印钞的工作也含納其中）。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ReserveSystem）並不是那麼強大有效。而有誰想在這里撈取油水，那可真是找錯了地方，也正因如此，這里鮮有犯罪分子最後對簿公堂。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我姑且引用一例。2010年10月，安吉洛-莫茲羅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他曾是破產的抵押房貸公司全美金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因被指控民事欺詐和內部交易被處以6750萬美元罰款並要“退繳錢款”。這筆罰金最終並未全部由莫茲羅本人支付，而是由美國銀行（它在金融危機最低谷時收購了全美金融公司）及其保險公司進行支付。在2000年到2008年，莫茲羅共收到將近5.22億美金賠償，其中還包括出售全美金融公司股票的收入，這比他那筆罰金還要高出10倍之多。如果他的所作所為並未觸犯刑法，只能說明刑法在這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

　　伏爾泰有句名言說，英國時不時會做出一些驚人之舉，以儆效尤。如果現如今的銀行家都已形成了不容置疑的危險認識，若是要跨越權威眼中的雷池——畢竟銀行業務最終需要仰仗權威機構的支援——那他們定會難逃牢獄之苦，若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力求事無巨細都要盡數掌控的監管制度，都將無法扭轉未來的金融危機。與其殚精竭慮制定那些繁冗複雜又徒勞無功的監管制度（無論是“宏觀審慎”政策還是“反週期”財政政策），不如反觀白芝浩的世界——正是因為權威不可動搖，關鍵性規則不言而喻，所以個人的審慎要比單纯的言聽計從更為可取。

　　我在本章節的開篇之初，反對那些嚴格監管的支援者，之後又積極倡導將不軌銀行家繩之以法。我希望大家能夠明了，這兩個觀點並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輔相成的。盤根錯節的金融界會因為監管的簡明扼要和執法力度的增強，變得不再那麼不堪一擊。

　　我再次重申：法治有著諸多敵人，但這其中最為危險的敵人莫過於不良法律。在下一章中，我將在更為普遍的層面進行讨論，廣義而言的法治本身在當今西方社會中，特別是在美國社會中，日益衰退，江河日下。正如我所言，在監管方面，我們應更多地向白芝浩學習。但是，英語世界中的法治社會是否會在不知不覺中回到從前狄更斯筆下《荒涼山莊》的時代？法治是否會淪為律師之治呢？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