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制度(2)

2013-09-15 08:19:25

  自索託的著作《資本的秘密》問世以來,突尼斯、埃及等國爆發的革命為書中的觀點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他認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在於那些可能成為企業家的人怒不可遏,奮起反抗腐敗政權,這些政權從事尋租活動坐享其成,以實現資本積累。下面這個例子就極其典型。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南部城鎮西迪佈吉德,26歲的青年萊德-莫哈默德-佈阿茲茲在政府辦公樓前自焚身亡。就在他死前一小時,一名警察跟隨兩名市政官員沒收了他的兩箱梨、一箱香蕉、三箱蘋果和價值179美元的二手電子秤。這桿秤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對自家的房子沒有合法所有權,否則可以以此作為生意的抵押。他全靠給官員“好處費”才能在公共用地上占用約1.7平方米擺個水果攤,做點兒小生意維生。他們的強制執法、暴力收費,使得莫哈默德-佈阿茲茲賠了生意,也搭上了性命。這位年輕人的自焚引發了革命,但是這場革命是否真能戰果輝煌,我們還需拭目以待,因為這要取決於突尼斯、埃及這樣的國家能否進行憲法改革,是否真的能從攫取型的社會制度轉向包容型制度,是否真的能從尋租精英階層的專制權力統治轉向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

  如果索託的觀點正確無誤,那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證實16世紀後西方社會在制度方面,特別是法治方面的成就的確值得稱許。17世紀英國人為爭取更多議會權力而發起戰爭,其核心就是為保護個人利益,使其不再受王權專斷的橫徵暴斂。當然,在專家學者看來,所有這些觀點有著老套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之嫌,是赫伯特-巴特菲爾德一度極力反對的。我所援引的作者中,沒有誰會採取天真的決定論觀點來看待歷史進程。與其說是技術的必然,不如說這些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進化叙事,其中偶然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英國並非上天註定要作為(《自1066談開去》一書所稱的)“頂級國家”而存在。是17世紀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改變了歷史的必然結果,這其中包括1692年、1694年、1696年、1704年、1708年、1722年的那些失敗的叛亂,1715年的全面內戰,以及1745年的蘇格蘭/愛爾蘭詹姆斯黨起義等。

  真正的問題在於1688年所產生的制度裂變發揮著怎樣關鍵性的作用。大多數歷史學家恐怕會認為其不過爾爾,在他們看來,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歷史的退步,代表著“保守勢力”的利益,在貴族勢力和及其庇護的圈子之外,幾乎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我覺得這實在有失偏頗。英國1689年的《權利法案》即《國民權利與自由宣言》規定(除了其他方面的內容):

  凡未經國會準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國會議員之選舉應是自由的。

  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

  為申雪一切訴冤,並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國會應時常集會。

  還要請各位專家恕我冒昧,盡管(反天主教的)宗教偏見在當時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憲法原則,但我認為這些應被視為歷史的轉折點。

  誠然,有觀點認為1689年通過的《權利法案》所確立的“國民權利與自由”並無甚新意,不過是向從前看齊。但是光榮革命所帶來的結果卻令人耳目一新,1689年後議會更是積極通過各種立法促進經濟發展,保護羽翼尚不豐滿的紡織業,鼓勵將公地圈為私有,大力發展收費公路與運河建設。而且輝格黨人為了奪取全球商業優勢,甚至通過戰爭大發其財。這樣,當時歷史的發展順序一目了然:光榮革命首開先河,農業改良緊隨其後,接下來是帝國擴張,最後工業革命應運而生。

  若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來看制度讨論則更具說服力。上述所有制度變革均未能出現在中國的明清兩朝,當時中國的君主和位高權重的大臣的權利,不會受到半自治公司實體或是代表大會之類的機構的任何限制。亞洲確有商人,但是卻不存在公司的概念,更沒有議會的身影。正如杜克大學的蒂穆爾-庫蘭教授最近的觀點所言,奧斯曼帝國逐漸形成的制度在阻礙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上的作用截然不同,這是因為對於合伙經營、繼承、債務、法人人格等問題,伊斯蘭法與西歐國家法律體系的觀點迥異。存在於伊斯蘭世界的是瓦格費,這是個人建立起來的非法人信託組織,但並非銀行機構。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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