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者由誰來監管？

　　“我們管不了自己，只能讓你們介入去管好華爾街了。”這話出自美國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麥晉桁，他是2009年11月在紐約說的這番話。麥晉桁受命於美國國會的立法者起草《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該法案於2010年7月簽署（後稱《多德–弗蘭克法案》，這是依照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兩大贊助人而命名）。

　　法治有著很多敵人，其一就是不良法律。制定《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初衷，是想“通過增強金融體系的問責制和透明度，提升美國金融的穩定性，讓（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得以告終，通過結束金融救市保護美國納稅人的利益，讓消費者免受金融服務中的違規操作之害等，不一而足”，可是《多德–弗蘭克法案》在監管的超級複雜方面堪稱典範。該法案要求管理者制定243條規章制度，進行67項研究，公佈22份定期報告。它在取消一項監管的同時，又另生出兩項監管。它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簡稱SIFI）的“正常清算”進行了詳盡的規定，還實施了所謂沃克爾規則的溫和版本，其中禁止SIFI參與“自營交易”，或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對沖基金中進行贊助或獲取收益，但是還不僅於此。

　　法案第232款規定管理機構必須建立“少數民族和女性參與辦公室”，特別要確保“提升專案中少數民族和女性擁有的企業的參與度，以及機構相關的合同數量”。除非大家願意相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女主席克里斯汀-拉嘉德的領導下，就不會有危機出現，如果那家關門大吉的銀行名稱不是雷曼兄弟，而是“雷曼姐妹”的話，就會擺脫倒閉的厄運，否則，我們就會提出質疑：《多德–弗蘭克法案》中這一特殊的條款，對於“提升美國金融穩定性”能起到怎樣積極的作用？法案第750款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其中規定要新成立一個機構間工作組，用於“研究監督現有和未來的碳市場，以確保碳市場的高效、安全和透明”。還有第1502款也是如此，其中規定如果產品不含沖突礦產，即礦產不直接或間接提供融資或支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或毗鄰國家的武裝團體，則要對產品標明“與剛果沖突無關”。剛果的沖突鑽石的確不值得稱道，種族和性別歧視、氣候變化也是如此，但這里是談及這類話題的妥當之處嗎？

　　《多德–弗蘭克法案》第二部用近乎80頁的篇幅，週密詳盡地解釋說明了SIFI將怎樣較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所產生的危害小很多。但其實歸根結底，這部法案就是將最終責任推給了美國財政部部長、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華盛頓特區法院和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如果美國財政部部長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認為某家金融企業倒閉可能會導致局勢不穩，那它們就可以加以控制。如果企業反對，華盛頓的法院可以有一天的時間來決定這一決策是否正確。對外披露對此案的審理則是刑事犯罪。如此卓越的程序會比普通破產高明多少，著實令我費解。我思前想後，覺得SIFI也許應該讀作“sci-fi”（科幻小說之意）更為妥當。

　　正如我先前所述，在金融體系中，機構越是受到監管，越是容易受到災難的侵襲，這次的重災區是在大西洋兩岸的大銀行，而非對沖基金。在美國的政治課堂上，將經濟危機的根源歸咎於寬鬆管制，繼而導致銀行家肆無忌憚，這不僅是將責任推诿於人，而且為更多監管創造了正當理由。有個古老的拉丁問題，在此處顯得恰如其分，那就是：quiscustodietipsoscustodes?（監管者誰來監管？）

　　現在來看另一套監管政策。《巴塞爾資本協議III》就銀行資本標準進行了規定，並計劃將於2013年到2018年底付諸實施，這樣世界最大的29家全球銀行將需要募集5660億美元的新資本，或是出售大約5.5萬億美元的資產，方能滿足協議對新資本的要求。根據全球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國際當時的預測，這就意味著銀行在2011年底相對資本應增加23%。誠然，自1980年後，大銀行日漸資本不足，或者說槓桿比例過高。而遠未明朗的是，怎樣使銀行掌握更多資本或減少貸款，才能與經濟持續复蘇的目標相匹配，如若不然，美國金融穩定的局面無法恢復，歐洲則更是如此。

　　在每個監管政策背後，都有著置於四海而皆準的意外後果法則在發揮作用。如果事與願違，此項監管的實際效果會為SIFI帶來更多系統風險，那又將如何是好？《巴塞爾資本協議III》有著很多新的特點，其一就是要求銀行在經濟繁榮時要積累資本，未雨綢缪，以便在經濟衰退時有備無患，遊刃有餘。西班牙銀行監管方在幾年前引入創新措施時，這曾一度非常盛行。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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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