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智能設計（2）

　　可以這樣來看問題。1980年後的一段時期所實施的監管架構，鼓勵多數銀行相對其資本擴大資產負債表，這種情況在諸多國家都有出現，如德國、西班牙以及美國均是如此。（對於柏林和馬德里所出現的局面，我們著實不應讓雷納德-里根為之受過。）當產權資產出現價格下滑，銀行就會受到資不抵債的威脅。當短期資金供應不足，銀行就會面臨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這時，當局主管就不得不做出選擇：是讓大量銀行倒閉導致經濟大蕭條，還是出面救市？最後，他們選擇了後者。但選民並不買賬（若當真出現了“因大而亡”的局面，那麼情況勢必會越發不可收拾，可選民並未因為幸免於此而心懷感激），立法者現在不得不制定法律，避免以後再出面救市。

　　《多德–弗蘭克法案》就明確規定了如果SIFI倒閉，不會讓納稅人出一分錢，但具體該由誰埋單，卻是含糊不清，不甚明了。法案第214款（心慈手軟地）進行了模糊處理：“在此項下的金融公司所有用於清算的資金花費，應在該金融公司的資產處置中予以支付，或者通過估算，由相關金融部門負責支付。”那麼擔保債權人、銀行債權人怎麼辦？它們可是在2008~2009年間被予以充分的保護。出於謹慎起見，《多德–弗蘭克法案》就此進行了研究。如果立法的實際效果就是宣佈不得對SIFI的重大破產予以公開集資救助，那麼對相關債權人造成的巨大損失則在所難免。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大銀行的資本成本勢必會增加，即便其股本回報率降低也是如此。此舉原本是要降低不穩定性，結果卻導致了脆弱性的上升。

　　還可以將金融體系構想成一個高度複雜的系統，其間由大量的內部關聯組件以非對稱的結構構成網路，該網路的運轉介於有序和無序之間的“混沌邊緣狀態”。如此複雜的系統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運轉表現良好，這顯然是處於平衡狀態，在現實中，則要不停地調整，作為正意見回饋環運轉。但是，有時會出現“臨界狀態”，這時小小的干擾就可以導致從良性平衡到危機狀態的“相變”。當網路節點“緊密耦合”時，這種情況會更為普遍。當網路的內部關聯性提高時，約束不一致可以迅速導致“複雜性災難”。

　　從白蟻丘到大森林再到人類的神經系統，自然界中的所有複雜系統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對於這樣的系統，即便是微小的信號輸入，都會產生巨大的不可預期的改變。因果關係常常都是非線性關係。實際上，有些理論家會更進一步，認為特定的複雜系統完全是非決定論的，也就是根據以往的數據幾乎完全不可能預測未來行為。下次森林之火是大是小？是燃起的小篝火還是熊熊烈焰？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同樣的“指數定律”關係似乎可以適用於地震和疫情的爆發。

　　金融危機也是同理，這也在情理之中。異端經濟學家W-佈瑞恩-亞瑟（W.BrainArthur）持這種觀點已有多年，他認為複雜經濟體的特點是：分散機構間的互動、缺乏統一管理、多層組織、不斷的調整、不停創建新的市場利基，以及不存在一般均衡。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如英國央行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所述，華爾街和倫敦城是人類歷史上所創建的最為複雜的系統之一。在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同業拆借、金融創新、科技加速發展等的綜合作用下，會使得系統極易崩潰。但是，自然界和金融界的區別在於監管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監管就是為了降低金融森林火災的發生次數和規模。可是如上文所述，這也很容易適得其反。這是因為政治過程本身就相當複雜。監管方本身可能會受到被監管方控制，更有因利欲熏心出現監守自盜的可能性。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控制監管方，比如，他們對所監管實體提供的具體工作數據存在依賴性，自然會受制於其中。

　　統計學家、期權交易人納西姆-塔勒佈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進行了哲學的思考，他提出了一個絕妙的問題：脆弱的對立面是什麼？答案不是“穩健”，也不是“強大”，因為這些僅僅意味著脆弱程度的降低，脆弱真正的對立面是“反脆弱”。只有經歷干擾後能變得更加強大的系統，才稱得上是“反脆弱”的系統。監管的關鍵應在於強調反脆弱的設計。但是我們如今所考慮的監管卻事與願違：由於其極度複雜且經常自相矛盾的目的，因此監管變得更加脆弱。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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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