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8次危機及其“軟著陸”

　　縱觀60年的中國當代史，已經有4次對外引資和連帶發生的8次與國家工業化不同階段特徵有關的城市經濟危機--改革前後各有3次屬於債務轉化赤字型的危機，納入全球化以來則有2次輸入型危機。其與西方特色工業化長期向外轉嫁成本之最顯著、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在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發生的是內向型的制度成本轉嫁：凡是能向農村直接轉嫁危機代價的，則集中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也就得以維持；凡是不能向農村直接轉嫁代價的危機就不得不在城市“硬著陸”，遂導致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發展陷阱和中國經驗

　　在納入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作為相對於殖民主義歷史而言的“原住民”過億的人口大國，且是未經西方那種對外侵略就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進入產業資本擴張的發展中大國，其發展經驗，如果僅用服務於西方意識形態的一般理論框架和學術概念，恐怕難以全面解釋。

　　一、從外資外債視角解析“中國經驗”

　　將當代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四次“對外開放”--從國家負債大規模引進設備，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資、獨資形式直接投資--的複雜背景及內在原因聯繫在一起就不難發現，對外開放從來都是“雙刃劍”：一方面，它被中國政府在資本短缺時期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以金融資本為主要收益、全球範圍攫取資源和剩餘的發達國家不可能改變獲利方式，外資又是加劇國家對外負債導致國內經濟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這種內在矛盾迫使決策層不得不進行內外經濟政治政策的調整和變革。

　　二、從危機化解視角思考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

　　對於融入全球化的中國來說，因倚重外需而具備再次遭遇類似1997和2008年的輸入型危機的條件；在中國經濟中已經佔比高達30%的外資由於自身的流動性，其進入和撤出也會引發國內經濟政治的連鎖反應。面對嚴峻挑戰的中國人亟需力戒驕躁，對資本主義文明史上的危機規律及其必然引發的法西斯化傾向加深認識；唯复興多樣性內涵的生態文明，開展綜合性合作與基層自治，才可能以東方特色的“內部化”機制應對轉嫁而來的外部性風險。這也可使中國免於重蹈西方負債過高的政治現代化危機之覆轍。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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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