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世紀國際產業轉移的歷史變遷（2）

　　勞動力過剩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就一直面對的問題，雖然近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已經有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經達到了46%左右這個數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標定義而在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註。理論界對城市化多有質疑，農村仍然有1.3億-2億的剩餘勞動力存在（聶名華、楊飛虎，2010）。從資本過剩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於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不足、高等消費市場發育不足，不僅消費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衡，國內儲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銀行系統從1994年開始出現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機構存差已達12519.7億元，存貸比為69.5%，說明國內金融資本過剩也日益嚴重。從一般制造業產能來看，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從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業專案平均5年的投資週期後，大量建設專案建成並集中投產，形成總供給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劇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即已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

　　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現”：城市化主導的“高投資+高負債=高增長”的發展模式逐漸形成

　　中國在資本短缺條件下的招商引資，與國際產業資本過剩條件下追求向要素價格低谷轉移而出現的資本供給，恰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投資拉動型增長道路的形成與1993-1994年財政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財政權力有關，也與1997-1998年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權力有關。

　　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的資源資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兩者的地方屬性不需多說，勞動力要素那時不能自由流動）。因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產業的在地化發展，使這三種資源資本化的收益的相當大部分留在了“三農”內部。

　　但是，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及1998年金融系統全面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金融權力都被極大地削弱，加之勞動力自由流動（即使不流動，也不再具有成規模勞動替代資本服務於產業升級的主、客觀條件）。此時，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資源可以用國家之名來支配。當新一輪宏觀環境利好來臨時，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資本化助推所轄地域內的招商引資、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即使沒有招商引資也要靠濫占土地、大興土木建設地方政府的樓堂館所來創造銀行資本進入當地的政績。

　　只是，這些非生產性投資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擔風險和責任的大規模負債！鑒於中央也不能承擔這種地方越來越累積的債務，遂使貨幣大規模不斷增發成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體操作過程是：由於制度規定和與小農之間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開發商並不直接和土地的實際使用者小農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壟斷性權力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徵收土地，然後再通過土地儲備中心、各種城投公司及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等融資主體，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銀行貸款投入基础設施建設。到2006年，在東南沿海的縣市，高達數百億元的基础設施投資中，約60%靠土地融資；而在西部，銀行貸款占城市基础設施建設投資的份額更高達70%-80%（蔣省三、劉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動城市擴張，以增加各種地方稅種規模及土地出讓收益。到2002年地方營業稅比重迅速上升，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稅種。2006年時營業稅在地方稅收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43.3%（排第二的企業所得稅比重為18.1%）。而營業稅主要是對建築業和第三產業徵收的稅種，這就使得加快城市擴張以擴大建築業、房地產業營業稅的規模成為地方增收的當務之急。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財政收入動機的驅動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後對於土地開發、基础設施投資和擴大地方建設規模的熱情空前高漲（世界銀行城市化與土地制度改革課題組，2005）。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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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