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農”戰略為代表的“民生新政”對2008年危機“軟著陸”的作用

　　1.“三農新政”出台的背景及內容

　　20世紀90年代末期因宏觀經濟波動產生了第三次鄉村治理危機，詳細分析參見董筱丹，溫鐵軍：《宏觀經濟波動與農村“治理危機”》，《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根據我們近年來所進行的理論歸納，鄉村治理危機主要歸因於制度變遷中強勢主體為最大化獲取制度收益而逐層向外進行的代價轉嫁，這個分析對於中國“三農新政”的出台背景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衆所週知，在現代社會中，農業要面對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這雙重風險，因此農業比之其他現代產業天然具有弱質性。更本質地看，在從傳統社會向所謂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三農”要面對的不僅是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還要面對因強勢利益集團主導政策供給而導致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制度風險--承載制度變遷的代價。

　　因此，無論在經濟危機時期還是城市和現代經濟部門快速發展的階段，在經濟基础方面“三農”領域的資金、土地等稀缺資源都在大幅度地加速流出，即使在鄉村的資金要素也愈發難以和農村中候鳥式遷移的勞動力要素相結合，客觀上不僅導致了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的日益衰敗，還使得1997年以來的第三輪農村治理危機總體上不僅沒有隨著宏觀經濟的复蘇和高漲而自發緩解，反而有加重態勢--盡管隨著2004年全國啟動農業稅費減免而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2.農村“資本池”和“勞動力池”調節功能的修复

　　中央政府開始實施“三農”新政的同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惠農支農政策，一方面使得到了“休養生息”的農村作為“勞動力池”的調節功能有所修复；另一方面，使縣域經濟作為城市之外的“第二資本池”功能得以加強。這對於糾正國民經濟增長中長期存在的“三大過剩”和“三駕馬車”失衡的結構性矛盾、提高中國經濟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

　　具體傳導機制是：其一，史無前例的大量支農投入，客觀上使“三農”領域吸納了國民經濟中的部分過剩資本和產能，按當年價計算，2003-2008年間支農投入超過14731億元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中央對農業的投入包括：支農支出（農、林、水利和氣象支出以及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經費、農村救濟費等項，限於統計數據，2003-2006年數據只包含支農支出、2007及2008年數據僅為農林水利支出，因此實際支農投入應大於17904億元。。另據測算，2003-2009年國家財政用於三農的資金累計達30967.52億元；平均每個農戶家庭約1.5萬元、年均約2500元。這不僅使農村資本池的資本存量大大增加，基本建設投資也提供了大量在地化非農就業，使得受到極大破壞的勞動力池的調節功能得到改善。

　　其二，大量的惠農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村消費需求的增加。政策界普遍認同新農村建設對擴大內需的作用，認為農村是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根據馬曉河等人的研究，2000-2004年間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為75.3%，而同期市民為69.5%，對於農村消費來說，用“給點陽光就灿爛”來形容最恰當不過。2000-2003年，我國縣及縣以下農村市場消費品零售總額每年增加量只有1000億元左右，而在2004年增加量就翻番達到2312億元，2005年前7個月同比又增加了1480多億元。有學者估計，新農村建設的推動將會使“十一五”期間農村每年平均增加4000多億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新增貢獻將達2個百分點以上。

　　其三，因大量資源向農村回流，使得農民原來的因經濟關係緊張而普遍爆發的與基層政府的矛盾沖突趨於緩和，而轉變為一般性的農村內部的財產利益糾紛，整體上改善了農村的穩定狀況，這是“三農”能再次承載危機轉移的代價的社會基础。

　　這些，都成為中國經濟在遭遇華爾街金融海嘯之際仍能有驚無險地從容應對的重要的基础性條件。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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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