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分析

　　1.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所作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在1953-1986年，國家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暗稅方式為工業發展汲取了大量農業剩餘。

　　“剪刀差”概念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20世紀3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並針對中國的國情被發展和廣義化。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剪刀差”是指在工農產品交換過程中，工業品價格高於其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其價值，由這種不等價交換形成剪刀狀差距。從新中國成立到九十年代，國家工業建設逐漸從依靠農業剩餘轉向依靠工業剩餘，但是，工業化究竟從農民身上汲取了多少農業剩餘呢？採用嚴瑞珍的比值“剪刀差”動態變化相對基期求值法，1952-1997年的45年間，農民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12641億元，平均每年274.8億元。自1993年起，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相對量逐漸下降，到1997年已降到2.3%，但絕對額仍高達331億元。

　　2.農民對國家建設的廉價勞動力貢獻

　　1978年以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外出就業農民數量從1983年的約200萬人增加到2008年底的1.3億人，25年增長了65倍，年均增長18%左右。

　　進城的農民工處於就業末端，大部分幹的是最髒、最累的工作，工資水平普遍較低，且增長速度慢，而平均勞動時間卻大大高於城鎮職工。從農民工的工資及其增長情況來看，農民工的典型貢獻在於其“廉價”性，在於多付出少索取。

　　以城鎮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參照，假設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與城市非農產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之比是1∶1.45，據國家統計局的年度統計結果，2007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4932元，那麼當年農民工應得的年平均工資應為17194元。實際上，2007年農民工的實際年平均工資為11000元左右，即一個農民工一年只拿走了11000元，剩餘的6194元就都留給了城鎮。如果農民外出務工人數取1.3億，則2007年農民工僅工資差額一項就留給城鎮8052億元資金。若按改革開放後我國GDP的年均增長率9.6%計算，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以工資差額的方式為城鎮經濟發展節省成本達85495億元。

　　此外，2007年末，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的參保率分別為14.2%、24.1%、8.8%和30.6%，那麼，僅節約社保成本這一項就為城鎮經濟發展節省成本達2880多億元。簡單地按每年9.6%的增長速度計算，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為城鎮經濟節約社保成本至少30576億元。綜合來看，農民工通過工資差額和沒有強制規定上社保的方式為城鎮經濟發展積累資金達11.6萬億元。

　　3.農民對國家建設的土地貢獻

　　農民的貢獻還表現在為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1949年以來，盡管進行了大規模墾荒和复墾，但工業化和城鎮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全國耕地面積由1950年的10035萬公頃減少至1995年的9497萬公頃，減少5.36%。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1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2003-2006年，每年實際新增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600萬畝左右，2007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568.4萬畝，2008年降為548.2萬畝。根據陳錫文等的資料，1961-2001年的40年里，國家共徵地4530.19萬畝，並且自1983年起每年的徵地規模都在110萬畝以上。

　　從我國的徵地補償標準來看，無論是根據目前依據農業產值來計算的徵地補償標準，還是考慮土地從農民手里到最後的資本化開發所獲得的增值收益，農民出讓土地所獲得的補償都非常低。2005年全國共有償出讓土地165584公頃，取得土地出讓收入5883.8億元，每公頃土地出讓金收入355.3萬元；出讓金纯收入2184億元，每公頃131.9萬元。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在土地用途轉變而發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約獲得60%-70%，村級集體組織獲得25%~30%，真正到農民手里的已經不足10%。

　　據專家估算，1978-2001年，中國城市化建設明顯加快，國家通過地價“剪刀差”的形式，為城市建設積累了至少2萬億元的資金。也有學者大膽估計，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從農村徵用了1億多畝耕地，若按每畝10萬元計算，高達10多萬億元，但徵地補償標準較低，地方各級層層扣留，真正到農民手中的不足7000億元。我們在一項調研中註意到不少市縣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35%，還發現某些經濟發達省份部分地區徵地補償費僅占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的2.5%，高的也僅為26.7%。因此，我們不妨從各年的地方財政收入粗略估算農民失地為工業化作出的貢獻，估算方法如下：根據1987-2007年各年的地方財政收入總額按35%的比例算出各年的土地出讓金，然後取徵地補償費占土地出讓金的比重為10%，則土地出讓金的90%就是農民失地的資本貢獻，最終的估算結果為44235億元。

　　上述三項合計約17.3萬億元。

　　除此之外，二戰後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處於“亞地緣”戰略地位，其發展進程更易受到其經濟上的“宗主國”所主導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遂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追求工業化，一般都會因國內資本和技術稀缺而陷入“外資依賴”，其主權債務主要是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對發達國家形成的。

　　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可能是大禍臨頭的開始--不僅無法如發達國家那樣向外轉嫁資本原始積累的制度成本，更嚴重的是，一旦國際地緣格局變化下其外部投資援助中斷，國內不僅往往會爆發經濟危機，更有可能蔓延成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道災難，亦即陷入各種“發展陷阱”。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