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來的人民幣（6）

　　潘連貴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上海金融年鑒》編輯部副主任：

　　法幣改革廢除了銀本位制度，使中國擺脫了1934年到1935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在抗日戰爭時期，統一的幣制，也起到了對抗日僞貨幣的作用。但實際上法幣的基础是很不穩固的，它是不兌現紙幣，要靠信用來維持，實際上為日後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鐘祥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法幣改革本身有一些制度上的先天性缺陷，它把貨幣的發行權和政府直接挂鈎，在制度的設計上是有一些問題的，就是為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權，並且通過這種貨幣發行權謀取財政利益，留下了一個口子。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家：

　　到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在中國地區有兩種貨幣，在汪僞政權地區流通的叫“中儲券”，另外就是法幣，後來在“中儲券”和法幣之間進行了一次貨幣兌換。因為“中儲券”所控制的地區是中國的東北地區、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南地區，這些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這一帶的老百姓都用“中儲券”，在兌換的過程中發生了“中儲券”的大量貶值。當時是按市場上的糧食來兌換，大概是一比五十左右，後來兌換到一比兩百。所以那次的法幣和“中儲券”的兌值，造成了中國沿海地區，從東北到華南地區一半以上的老百姓破產。

　　對南京國民政府倍感失望的陳嘉庚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西北部。1940年5月，他輾轉來到陝甘寧邊區。這里是當年紅軍長徵的終點，土地貧瘠，人口還不到全國的千分之五。但延安簡陋的窯洞、清淡的歡迎晚宴以及簡單原始的經濟關係，卻讓陳嘉庚恍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他用自己的筆觸真實地記錄了這里的情況：“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當槍斃。”回到新加坡後，陳嘉庚公開贊譽共產黨，“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吃苦耐勞”，隨即發動華商捐獻了一大批醫療用品運往延安。國民黨的腐敗，恰恰成了共產黨崛起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資本。

　　杜導正《光明日報》原總編輯，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時候共產黨的大小幹部根本不敢脫離群衆，脫離群衆不是個不能耀武揚威的問題，而是一個不能生存的問題。那時候，老百姓是上帝，我們是仆人。非常地現實，我們離開老百姓的話，就不能存在。

　　劉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任何執政黨都要反映民心的要求，老百姓要求什麼，你就要去實現它。不同時期的老百姓的要求，就是不同歷史時期民族的任務、國家的使命。因此執政黨、領導黨就應該去完成它。完成了，人民就擁護它，它的政權就會鞏固，長治久安。人民選擇共產黨，是因為你領導人民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領導人民從苦難走向幸福。

　　在陳嘉庚冒險前來考察的1940年，國共兩黨已經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雙方約定，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歸屬南京國民政府管轄，名義上算是個特區政府，中央紅軍也改編為八路軍。每月，南京國民政府向陝甘寧邊區拨款63萬元法幣作為經費。在國共兩黨簽訂的協議中，還有這樣一條規定：“邊區嚴禁發行貨幣，唯一合法貨幣是國民黨發行的法幣。”

　　到1941年初，國共兩黨的合作破裂。南京國民政府公開對陝甘寧邊區採取“封鎖”和“圍困”政策，彻底斷絕財政拨款、外來援助以及貿易往來，放言要“餓死八路軍，困死八路軍”。被逼入絕境的邊區政府只能再次拿起貨幣這個重要的武器。

　　下圖是當時邊區銀行獨立發行的邊幣，邊區民衆被要求把所持法幣一律兌換成邊幣使用，邊區禁止法幣流通。但新的問題出現了，由於前兩年邊幣發行過快，貶值迅速，致使邊區通貨膨脹的程度超過了國統區，因此陝甘寧的150萬老百姓並不情願接受邊幣，很多地方甚至拒用邊幣。1941年夏天，邊區物價發生了大動蕩，這讓邊幣的推廣更加步履維艱。

本文摘自《人民幣》

---

　　 一本書，道盡人民幣的前世今生。人民幣，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觸、使用的貨幣。它穿梭於一個個市場，把商品送往它們該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傳遞，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過它有著怎樣的過往？它是怎樣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張人民幣正式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後，人民幣見證了貨幣地位缺失的票證時代、談錢色變的禁锢歲月、人民爭相致富的開放時代。人民幣就像一面鏡子，它明亮地映照著中國的進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國的某些缺失。本書以“第一財經頻道”紀錄片《人民幣》為基础，系統性地梳理了人民幣的由來、發展軌迹以及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講述這種我們最熟悉的貨幣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