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執行官的獎金從何而來

　　由於數額奇高，首席執行官的工資和獎金經常成為新聞熱議的話題，這種現象在最近10年的美國尤為突出。公衆對金融體系的敵對態度最顯著的表現形式就是對公司管理層不合理收入的憤怒與憎恨。

　　但在某些情況下，首席執行官獲得較高的薪酬是合情合理的。例如，A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他將這家公司從破產的邊緣挽救回來。在此過程中，他要執行許多令人不快的任務，包括解雇原有的核心員工、和公司中潛藏的利益團體鬥智鬥勇以及關閉部分運營專案等，而且他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展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使留下的那些人沒有任何怨言，甚至還被調動起來為公司更上一個台階而努力工作。這位管理者因此獲得較高的收入，在他的治理下，公司井然有序，業績斐然。他甚至都可以開始考慮提前退休，享受一下自己辛苦積攢的財富。

　　與此同時，假設B公司的董事會認為自己的公司也需要採取同樣激進的措施，他們完全有可能找到A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請他離開現職，到B公司出任首席執行官。他們同樣可以找一位完全沒有經驗的人，要求他執行同樣的計劃，但是這個沒有經驗的人不可能具有同樣的人格魅力，也不可能有同樣的決斷力。董事會要的就是A公司這位首席執行官。

　　很有可能的是，A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以自己已經受夠了這些不愉快的工作，事實上他的錢這輩子都花不完了等理由回絕。他拒絕再次經歷同樣的過程。

　　在此情境下，B公司的董事會可能會開出不錯的條件吸引這位首席執行官，比如給他一個價值3000萬~5000萬美元的期權激勵計劃，前提當然是要使公司取得成功。對於大公司來說，這個數額算不上什麼。對於一家營業收入達數十億美元的公司來說，如果其董事會盡職盡責且任人唯賢，那麼他們肯定會認為這位經驗豐富的首席執行官完全值這些錢。

　　如果一個人已經運營過一家公司或者拯救過一家公司，那麼再次做同樣的事情已經失去了第一次的那種榮耀感，但也只有成功完成過這種重要任務的人才有資格再次做同樣的事情。首席執行官當中很少有特別受人愛戴的或者揚名四方的，即使《財富》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也是如此，只有極少數人例外。因此只有高額的財富回報才是吸引合格潛在人選的最好辦法。

　　過去幾十年里我們註意到，即使首席執行官的薪酬處在較低水平時，公司還是能找到願意承擔此項職責的人。米特-羅姆尼的父親喬治-羅姆尼曾在1954~1962年擔任美國汽車公司的主席，他就曾謝絕過公司提供的高額獎金。1978年，李-亞柯卡主動出任克萊斯勒的首席執行官，挽救公司於垂死邊緣，但他僅收取了象徵性的1美元的報酬。這些都是不錯的既往案例，但是並非每家公司都能用低廉的薪水聘請到自己想要的首席執行官。羅姆尼和亞柯卡是兩個極端的特例：他們都在公衆面前享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對他們而言，這種象徵性的舉措也許更加重要。羅姆尼後來成為密歇根州州長，亞柯卡後來出版了三本畅銷書，大舉推廣自己的商業理念。這兩個人都曾一度顯露過競選總統的意願。

　　除此之外，最近幾十年，高薪酬的迅速增長或許也根源於資本主義體系自身取得的進步，因為現有的體制已經充分認可合格領導者的重要性，也不再受到武斷的傳統薪酬觀念的束縛。

　　這也就是為什麼斯誇姆湖金融監管工作組（一個由15名學者組成、不受政黨控制、不依附其他組織機構、以為金融監管提供顧問服務為目的的組織，我本人就是其成員之一）在其2009年的一份報告中建議政府不應該強制限定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水平。某些首席執行官不論在現在還是將來都能為他供職的企業創造巨大的價值。不過從另一方面講，我們的組織也堅信需要對首席執行官薪酬的組成結構進行監管。

本文摘自《金融與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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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社會需要金融？為什麼金融離不開社會？為什麼金融創新不能缺少？為什麼金融家一定要追逐風險？為什麼社會需要金融投機？金融家和詩人、音樂家、哲學家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公衆對金融行業如此不滿，這種不滿的根源在哪里？一部真正把金融看懂的書、全方位展現金融行業規則。
　　在金融領域，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的成就幾乎無人可比肩——他是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標普凱斯—希勒房價指數的聯合創始人、《紐約時報》畅銷書作家，他還在201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他或許還是唯一一位既預測到2000年股票市場泡沫，又成功預言了房地產泡沫終將引發次貸危機的學者。羅伯特R26;希勒闡述認為，金融並不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離不開金融，而金融也應當服務於社會，而且我們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