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一天

　　工程師有自己的紀律和日常生活—我也不例外。

　　我早晨到公司的時間更早了，比之前早多了。

　　不到6點我就偷偷溜出家門，啟動座駕，不開車燈，把車開出車道。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卧室對著馬路，卧室里的百葉窗壞了，克麗絲滕又喜歡睡懶覺。把車開上85號公路之後，我啟動暖風空調，打開收音機，放下車窗。還沒到達漆黑的Google總部之前，我就已經完全清醒了。我把車停在靠門的位置，打開車燈，看看頭幾級台階上有沒有附近的那個讨厭鬼在露營。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可是把我吓得不輕。隨後我會打開辦公室的燈，啟動复印機，然後去衣帽間。

　　Google的大樓與位於舊金山灣邊緣的濕地保護區相鄰。緩跑徑旁邊開滿了白的、黃的、紫的和粉色的野花，在南北方向上延伸了幾英里，從莫菲特場的飛機庫經過碼頭蔓延到小山丘一直到帕洛阿爾託機場。鷹翔長空，鹭涉池水。浣熊、兔子以及其他野生動物盡收眼底，退休人員在泥土小路上行走，身旁飛舞著成群的小昆蟲，彌漫著退潮的芳香。我在前幾級台階上伸個懶腰，打開隨身聽，緩緩地走過瀝青道路，向海灣走去。

　　早上8點前，我可以跑幾英里，洗個桑拿，沖個涼，看看報紙，吃碗麥片粥，然後開始清理一夜間就覆在信箱上的藤壺。直到這時候，整個大樓里仍是空無一人。關上桌上方的日光燈，用光線更柔和一些的台燈照明，直到太陽升起，陽光能夠透過窗子照進來。然後我塞上耳機，聽著馬友友、奧蒂斯-斯潘以及奧祖馬特里的演奏曲，在禅意十足的專注狀態下猛擊鍵盤。

　　這樣的狀態讓人感覺生活真美好。

　　美好的時光通常在10點之前就過去了。郵件一開始就像涓涓細流，然後逐漸增加，最終像洪水般洶湧而來，日常會議也一個接一個。我遊走於關於新搜索特徵的談話到更新產品發展藍圖的讨論之間。Google的鐘表走的是典型的技術公司的時間，上午10點之前通常不會開始工作，次日破曉即將來臨時，工程師們熬得眼睛發紅才會停止工作。晚上七八點的時候，我開車回家，把孩子們塞進被窩，然後遠程登錄，繼續撰寫文檔，像消防員一樣把不在線的這幾個小時中出現的火情一一撲滅。

　　工作生活兩不誤的任何幻想全都從我身上消失了，就像海嘯到來之前沙灘上退潮的沙子一樣。克麗絲滕不是很高興，但是她知道，在我的系統中，必須有個“創業過程”。她負責喂養孩子，幫他們穿衣服，輔導家庭作業，教育他們遠離毒品。

　　為了保障和孩子們的溝通交流，週五我會花一個小時到他們班里當志願者。凡是Google的員工，在這一點上都不成問題，因為理論上我對自己的日程安排有近乎完全的自主權。

　　辛迪提醒我說：“只要你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由於工作永無止境，也不能明確區分到底是哪一天的工作，所以永遠“完成”不了。“連線節”之後，我的大多數週六休息時間都能得到保證，盡管這只是意味著我直到週日下午一直沒有任何計劃內的工作要做。但在週日下午，要為下週一的緊張工作養足精神。週六或週日早晨，很少會突然收到緊急郵件或接到緊急電話把我召回到繁忙的工作狀態，為這樣那樣的事情去忙上個把小時。

　　當我必須在週末去公司加班的時候，我會問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們，“你們想不想到爸爸的辦公室去啊？”他們總是回答說想。辦公室可比我們寒酸、沒糖吃的家好多了，而且辦公室里有電子遊戲、彈球，還有空中曲棍球。我把他們安排在會議室里玩遊戲機，然後仔細在白闆上用大大的黑體數字寫下我的電話分機。他們用紙杯裝上麥芽球、M&M’s巧克力豆以及Twizzler扭扭糖，然後坐在遊戲屏幕前面喝果汁汽水，看起來挺開心的。但是，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本應該帶他們到戶外，和他們一起打球或者用膠合闆和木頭建造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別的不說，我感覺自己完全歪曲了“上班”在他們心中的印象。

　　我並不是想用我的勤奮在老闆那里留下多好的印象，我只是想跟上公司的步伐。許多20多歲、沖勁兒十足的同事已經從海灣區外搬進來了。他們在當地沒有朋友，沒有別的人際關係，沒有親戚來打攪，他們只有Google。

　　為了讓員工臣服於田園般“真正生活”的誘惑，Google把我們包在一個含有基本服務的繭中—就地理發、就地洗車、就地醫療、免費按摩、免費小吃、免費午餐、免費晚餐、遊戲小組、電影之夜、紅酒和啤酒俱樂部、全球聞名的演說家作的技術會談和演講。無論走到哪里，都會遇到聪明的伙伴。如果不是因為山景城把我們大樓規劃為“非居住區”，許多Google人肯定會放棄自己的居所，在這里建立一個“公司生物圈”。

　　喬治和設備組的同事把休息室裝修了一番—兩張鮮紅的沙發週圍有毛茸茸的圓邊，沙發兩頭各有一個沖浪闆形狀的玻璃咖啡桌，房間里還擺放著幾株大的蕨類植物、一面鏡子和幾個熔岩燈。他們還在電梯門上貼了原色金屬塊，為果汁飲料安了冷卻器，在樓梯上挂了用霓虹燈制成的Google徽標，看起來像參加通宵聚會的歡迎標志。有的人玩遊戲、與前台聊天，有的躺在沙發上閱讀報紙或在球上彈跳。這是我們的公共起居室，是我們通向外界的風閘。

　　這個地方也不是始終都能得到尊重。一個工程師想試試自己能否把一個3英尺的橡皮球從休息室一路踢到二層，結果最後把閃爍著Google標志的霓虹燈打壞了。“他們為什麼不寫個標語，警告‘不要在附近踢球’？”那個工程師之後抱怨不已。

　　謝爾蓋認為有必要安裝一架鋼琴，為休息室增添一點兒檔次。他指示喬治買個沒有人拨動琴鍵就可以自動播放音樂的數字鋼琴。

　　一天夜里2點鐘，我聽到琴聲突然大起。我從辦公室跑到樓下，打算把它關上，這時我看到薩拉爾坐在琴鍵旁邊，半開著燈，他突然打斷肖邦诙諧曲，在小小的房間里瘋狂地彈奏。我站在一旁，看著他完美無瑕地彈奏出音符，聲音撞擊在牆上、窗子上、家具上，仿佛要掙脫束縛，飛過門外月光下的濕地。我對這首曲子很熟悉。接著我意識到熟悉的不是旋律，而是拍子—瘋狂快速的拍子，帶著一種不屈不撓、不斷向前的勢頭—我太熟悉了。這好像Google在黑夜中追逐機會。

本文摘自《Google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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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的企業宗旨“不作惡”是如何來的？為什麼拉里和謝爾蓋有能力吸引矽谷中首屈一指的風險投資公司支援他們？浏覽器工具欄競爭中，微軟和Google掀起了秘密決戰，最後勝敗如何？當微軟公司宣稱“我們要麼買下你們，要麼就滅掉你們！”時，Google又是如何逃過一劫？
　　這是一部最詳細、最全面、最真實地記錄一家偉大的互聯網公司發展歷程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到拉里R26;佩奇是個很強勢的家伙，他火熱的激情要說明全世界不再浪費時間。拉里喜歡削減一切不必要的開銷，不過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折不扣地把節儉才智發揮到極致的還是謝爾蓋。在意大利米蘭，他為了節省50美元，而不願意選擇乘坐出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