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觀到宏觀：GDP走過的路（2）
其中一派是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其支援者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是一雙“看不見的手”，能夠帶來最佳的經濟效益。自由放任主義者認為，政府只需提供軍事、警方保護和司法機關等基本服務；除此之外，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干涉。在他們看來，政府的政策干預只會阻礙經濟的進步。
另外一派是混合經濟。其支援者認為，政府應當起到積極的作用：提供服務，監督並規範市場，防止壟斷，管理經濟政策。他們認為，政府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大蕭條時期，這種觀點打敗了自由放任主義，成為了當時的主流，這種優勢地位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經濟學家們提出了GNP以及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以方便聯邦政府制定全美範圍的經濟政策。
在庫茲涅茨提出GNP這個概念7年之後，發生了“珍珠港”事件，這促使美國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事出突然，經濟重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促進生產、滿足戰爭所需”成為了美國的首要目標。多虧了西蒙-庫茲涅茨，使美國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工具，使其完全能夠適應如此巨大的經濟轉變。政府很快收集了全國生產鋁、鋼鐵、電力、橡膠、銅、發動機、汽車及其他商品的具體數據，以此來制訂計劃，分配資源，建造船只、飛機、炸彈、坦克、輪胎和槍支。美國積極地調動了私人和公共投資，生產規模超過了當時（1941年12月）難以想象的水平。這些獨特的宏觀經濟指標和生產數據不僅說明美國渡過了大蕭條時期，而且還說明美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發展GNP是創建20世紀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夠為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使用GNP來表示經濟產出，庫茲涅茨確實可以為之自豪。然而，創造者往往都比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發明物，庫茲涅茨也知道GNP的局限性，他提出“我們不能用GNP來推斷一個國家的福利狀況”，以此來警告大家不能過分依賴和使用GNP。
但是，庫茲涅茨已經成為了歷史。
不過，GNP可沒有淹沒在歷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首要經濟目標不是恢復就業，而是提高GNP，總統、國會、媒體、經濟學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把GNP視為國王。盡管庫茲涅茨曾經警告大家不要過分依賴GNP，但政府還是用GNP（如今用的是GDP）來衡量美國的經濟和福利。而且，此後的每任總統都把提高GNP放在首要位置，從而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
如果我們盲目追求GDP的增長……
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很多學者、經濟學家、環保人士都呼應了庫茲涅茨的警告。但是大多數時候，我們的領導人完全忽視了他們的意見。只有一個例外。1968年3月18日，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走上了堪薩斯大學的講台，當時他正在競選總統。他的演講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具有借鑒意義，值得我們詳細地引用。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放棄追求個人品質和公衆價值，只是一味地積累物質財富。目前一年的GNP已超過8000億美元；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空氣污染和香煙廣告，以及清理高速公路車禍的救護費用。隨著GNP的提高，我們不得不安裝防盜鎖，建造監獄關押犯人。在GNP提高的過程中，珍貴的紅木和自然景觀遭到了破壞；隨之而來的還有凝固汽油彈和核彈頭、用來鎮壓城市暴亂的警用裝甲車。社會還出現了查爾斯-惠特曼和理查德-斯拜克那樣殘忍的兇手。為了向我們的孩子銷售玩具，電視節目頻頻美化暴力。GNP並沒有考慮到孩子們的健康，以及他們的教育質量或他們玩耍的樂趣；它也不包含詩歌之美和婚姻的力量、公共爭論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員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們的敏銳，也不衡量我們的勇氣；既不衡量我們的智慧，也不衡量我們的學識；既不衡量我們的憐憫之情，也不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忠誠。簡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義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訴我們有關美國的一切，卻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因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驕傲。
10週以後，就在羅伯特-肯尼迪剛剛贏得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的勝利之後，他遭到了暗殺。在接下來的40年里，沒有一個政治領導人敢於談及肯尼迪曾經提到的話題。他的思想十分有遠見，遠遠超過他的時代；他對GNP的看法一針見血——它們只把能夠造成我們生活困擾的東西計算在內，卻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都排除在外。
為什麼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人們卻仍不快樂？為什麼不論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的壓力都越來越大？為什麼我們追求共同富裕，而貧富差距卻日甚一日？為什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幸福指數卻不斷下降……
約翰-格拉夫和戴維-巴特克在本書中引導讀者思考經濟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即經濟到底為了什麼？繼而給出了一個適合所有經濟制度的簡單目標：為最大多數人提供最大、最長久的幸福。同時，他們驳斥了人們對GDP的盲目崇拜，然後循序漸進地從專業角度闡述了生活品質、安全感、社會公正、幸福、時間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即如何讓經濟增長促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醫療保健、退休保障、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數、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改善，從而創建一個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另外一派是混合經濟。其支援者認為，政府應當起到積極的作用：提供服務，監督並規範市場，防止壟斷，管理經濟政策。他們認為，政府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大蕭條時期，這種觀點打敗了自由放任主義，成為了當時的主流，這種優勢地位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經濟學家們提出了GNP以及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以方便聯邦政府制定全美範圍的經濟政策。
在庫茲涅茨提出GNP這個概念7年之後，發生了“珍珠港”事件，這促使美國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事出突然，經濟重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促進生產、滿足戰爭所需”成為了美國的首要目標。多虧了西蒙-庫茲涅茨，使美國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工具，使其完全能夠適應如此巨大的經濟轉變。政府很快收集了全國生產鋁、鋼鐵、電力、橡膠、銅、發動機、汽車及其他商品的具體數據，以此來制訂計劃，分配資源，建造船只、飛機、炸彈、坦克、輪胎和槍支。美國積極地調動了私人和公共投資，生產規模超過了當時（1941年12月）難以想象的水平。這些獨特的宏觀經濟指標和生產數據不僅說明美國渡過了大蕭條時期，而且還說明美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發展GNP是創建20世紀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夠為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使用GNP來表示經濟產出，庫茲涅茨確實可以為之自豪。然而，創造者往往都比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發明物，庫茲涅茨也知道GNP的局限性，他提出“我們不能用GNP來推斷一個國家的福利狀況”，以此來警告大家不能過分依賴和使用GNP。
但是，庫茲涅茨已經成為了歷史。
不過，GNP可沒有淹沒在歷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首要經濟目標不是恢復就業，而是提高GNP，總統、國會、媒體、經濟學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把GNP視為國王。盡管庫茲涅茨曾經警告大家不要過分依賴GNP，但政府還是用GNP（如今用的是GDP）來衡量美國的經濟和福利。而且，此後的每任總統都把提高GNP放在首要位置，從而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
如果我們盲目追求GDP的增長……
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很多學者、經濟學家、環保人士都呼應了庫茲涅茨的警告。但是大多數時候，我們的領導人完全忽視了他們的意見。只有一個例外。1968年3月18日，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走上了堪薩斯大學的講台，當時他正在競選總統。他的演講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具有借鑒意義，值得我們詳細地引用。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放棄追求個人品質和公衆價值，只是一味地積累物質財富。目前一年的GNP已超過8000億美元；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空氣污染和香煙廣告，以及清理高速公路車禍的救護費用。隨著GNP的提高，我們不得不安裝防盜鎖，建造監獄關押犯人。在GNP提高的過程中，珍貴的紅木和自然景觀遭到了破壞；隨之而來的還有凝固汽油彈和核彈頭、用來鎮壓城市暴亂的警用裝甲車。社會還出現了查爾斯-惠特曼和理查德-斯拜克那樣殘忍的兇手。為了向我們的孩子銷售玩具，電視節目頻頻美化暴力。GNP並沒有考慮到孩子們的健康，以及他們的教育質量或他們玩耍的樂趣；它也不包含詩歌之美和婚姻的力量、公共爭論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員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們的敏銳，也不衡量我們的勇氣；既不衡量我們的智慧，也不衡量我們的學識；既不衡量我們的憐憫之情，也不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忠誠。簡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義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訴我們有關美國的一切，卻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因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驕傲。
10週以後，就在羅伯特-肯尼迪剛剛贏得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的勝利之後，他遭到了暗殺。在接下來的40年里，沒有一個政治領導人敢於談及肯尼迪曾經提到的話題。他的思想十分有遠見，遠遠超過他的時代；他對GNP的看法一針見血——它們只把能夠造成我們生活困擾的東西計算在內，卻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都排除在外。
本文摘自《經濟到底為了什麼》
為什麼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人們卻仍不快樂？為什麼不論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的壓力都越來越大？為什麼我們追求共同富裕，而貧富差距卻日甚一日？為什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幸福指數卻不斷下降……約翰-格拉夫和戴維-巴特克在本書中引導讀者思考經濟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即經濟到底為了什麼？繼而給出了一個適合所有經濟制度的簡單目標：為最大多數人提供最大、最長久的幸福。同時，他們驳斥了人們對GDP的盲目崇拜，然後循序漸進地從專業角度闡述了生活品質、安全感、社會公正、幸福、時間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即如何讓經濟增長促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醫療保健、退休保障、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數、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改善，從而創建一個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