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開行挑重擔

　　“既然歐美的銀行能夠辦好，中國的銀行就沒有理由辦不好，共產黨一定能辦好銀行。”

　　1998年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的第二年，也是人們對這場危機痛定思痛、尋求出路的一年。

　　這場發源於泰國的危機，不僅橫掃東南亞，擴散到韓國、日本，甚至波及歐美。我國也受到了沖擊，出口受挫、內需委靡，遭遇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通貨緊縮，金融體系信貸風險加劇，系統性風險積聚。這場危機暴露出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內在缺陷，也對我國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敲響了警鐘。在我到開行工作的半年前，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後，既要防範金融風險，又要支援經濟發展，成為我國銀行業的首要任務。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到開行履新。1998年4月3日，我來到與央行僅兩公里之遙的阜成門外大街29號，在開行新辦公樓里，當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張柏林同志宣佈我擔任開行黨組書記、行長。

　　我是帶著“挑重擔”的心情來開行工作的。之所以稱為“重擔”，一方面，當時開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國家有大量的基础設施建設，開行必須保證這些建設得到融資支援；另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基础設施建設融資領域沒有多少市場機制和運作規則，我必須帶領開行從頭建立起一個市場機制。對我來說，後者的任務更艱巨。

　　說實話，當我第一次看到開行賬本時，思想上還是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1997年的開行，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40%以上。我沒想到情況會這樣不理想，面對這麼多的不良貸款，我有點頭痛。

　　這些不良貸款的產生，既有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原因，也有自身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還有歷史的原因，比如承接了原來國家六大投資公司很多經濟效益低的政策性專案。這六大投資公司是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產物。1988年，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管理體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國家組建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機電輕紡、農業、林業等6個國家專業投資公司，負責管理和經營本行業中央投資的經營性專案的固定資產投資。1994年3月，六大投資公司並入剛剛組建的國家開發銀行。

　　金融風險無小事。一場金融風暴可以使一個國家經濟震盪、停滯、倒退，導致政治不穩定，甚至政權更叠。對一家銀行而言，如果有30%多的不良資產，就意味著難以為繼。不良貸款這個問題不能躲，必須抓緊解決。

　　從到開行第一天起，我就抱定決心，一定要改變開行的這個狀況。不只是解決不良貸款問題，還要把開行辦成國際一流的銀行。我在央行工作期間還分管國際業務，對國外銀行狀況比較了解。我始終認為，既然歐美的銀行能夠辦好，中國的銀行就沒有理由辦不好，共產黨一定能辦好銀行。

　　到開行最初的半年，我一直在思考：開行的目標和定位究竟是什麼？如何加強政策性銀行的風險防範？開行應該建立怎樣的運行框架？

　　開行成立以來，一直沿用“計委挖坑，開行種樹”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計委挖多大的坑，開行就種多大的樹。加之開行支援的基本建設領域，長期以來被視為計劃經濟最核心的部門，都是由國家定專案、給資金，很多人因此認為，開行作為政策性銀行，資金相當於第二財政，是國家給的“免費午餐”，可以像財政拨款一樣免費使用，不必償還。

　　現實逼迫開行變革。1998年11月，我提出在“市場環境下，銀行框架內”辦政策性銀行的新思路。這是開行歷經9次行長辦公會、行長專題辦公會、行務會反复讨論和研究的結果。當時，我對這個新思路進行了闡釋：“目前開行所處的大環境已經是市場環境，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同時我們又是一家銀行，要在銀行框架內開展工作。我們在很多方面能夠發揮商業銀行力不能及的特殊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但我們不能超越市場環境，不能超越銀行框架，否則就寸步難行，就無法生存”。

　　簡單地說，我們要成為一家真正的銀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機器”。我們首先從內部管理改起。有段時間，開行員工出差帶現金，多的時候一個人可帶幾萬、十幾萬。我到開行後，叫停了這種做法，要求個人占用的現金限期交回，否則從工資中扣除。不到兩個月，占用的現金就都收回來了。此後，開行運作的每一筆費用都事先有人審查，事後有人稽核，確保費用支出“用在刀刃上”。

　　1999年1月，我在來開行後參加的第一個全行年度工作會上提出，要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性銀行功能，把開行辦成“符合國際標準的現代化銀行”。

　　要辦成國際水平，就得按照國際標準“照鏡子”。從1998年起，我們聘請了波士頓、畢馬威等多個國際頂尖的咨詢公司為開行擔任顧問，對開行進行“會診”。開行在銀行業率先成立國際顧問委員會，聘請國際金融界和政界知名人士為開行發展出謀劃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法國前總理巴爾、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美國國際集團（AIG）董事長格林伯格、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等16位專家成為首批顧問委員。1999年11月，開行國際顧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巴爾先生的總結發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說，開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市場化任務與開行職責結合起來，開行不僅在已經介入的領域，而且要在整個金融領域發揮創新領導者的作用，推動整個經濟朝著新的方向發展。

　　開行還聘請普華永道等國際會計公司進行外部審計，將審計後的年報全球披露。我還要求開行有關部門列出10家國際一流的銀行作為“鏡子”，與它們逐一對照，照到自己的不足，加緊追趕，盡快跻身國際一流銀行之列。

本文摘自《政府與市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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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市場之間》以金融學家、國家開放銀行董事長陳元的自述為主，全面記錄陳元及國家開發銀行創造性地運用開發性金融理論，為民生、國家發展解決問題的實踐實錄。首次披露衆多重大投資決策出台的過程，尤其是對彼時國內政策和國際局勢的金融解讀，角度獨特，極具價值。所有事件串聯起來就是中國近十幾年金融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縮影，一本書讀懂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本書從十個方面論述了開發性金融的實踐探索，每個篇章都有決策紀實、理論與訪談三部分構成，全景解讀開發性金融的實踐過程，讓讀者重返金融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