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

　　發展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為窮國取得可持續的、包容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建議。新結構經濟學以新古典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及其變遷過程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盡管從新結構經濟學推匯出來的具體政策措施尚需進一步研究，而且這些政策措施也依賴於各國國情，我還是將在這一部分就幾個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直到而是時間二十年代英國出現極高的失業率以及西方發生大蕭條以前，經濟學家們都普遍認為政府適當的財政政策就是維持預算平衡。二十世紀上半葉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了凱恩斯主義反週期觀點的出現，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應使用稅收和支出政策來緩和經濟週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有一個隐含的假定，那就是乘數大於1；這一假定的推論是，政府可以做一些私人部門做不了的事情：以幾乎為0的社會成本動員經濟中的閑置資源（失業勞動力和閑置資本），也就是說，在政府採取這些政策動員閑置資源時，GDP的其他部分（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不會因政府政策而下降。新古典經濟學對此提出了質疑。新古典經濟學指出了所謂“李嘉圖等價”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家庭事實上會根據對未來的預期調整消費和儲蓄決策。他們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被看作是需要在未來償還的即期支出或稅收減免。他們的結論是，在GDP 給定的情況下，乘數有可能小於1，政府支出的增加並不能引起GDP 其他部分的同等增加。新古典經濟學甚至還指出了一些罕見的乘數為負的情形，在這些情形中，政府財政緊縮效果反而擴張性的（Francesco and Pagano, 1991）。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財政政策的效果可能會不一樣，原因在於兩類國家利用反週期支出進行促進生產率的投資方面機會不一樣。一般而言，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說，實物基础設施是個緊約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設施以便利經濟發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這種情況下，衰退就將成為進行基础設施投資的絕佳機遇，原因有三。第一，這些投資不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長期經濟增長率； 第二，投資成本低於正常時期；第三，未來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和稅收的增加將彌補這些的投資成本，從而避免李嘉圖等價陷阱（Lin, 2009b）。

　　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遵循本國比較優勢來便利產業發展，其經濟強勁增長的可能性很大，貿易方面也會表現良好，需要政府補貼的無自生能力的企業數也會較少，以此其經濟將更有競爭力，財政狀況和對外帳戶也會更好。在這種情況下，該經濟發生內源性危機的次數將更少。而如果經濟收到外部沖擊的打擊，比如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將有更大的回旋餘地來執行反週期的財政刺激政策，對基础設施和其他社會事業進行投資。這些公共投資將提升經濟的增長潛力，降低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提升私人部門的投資回報，並在未來產生足以清償初始投資成本的稅收。

　　新結構經濟學對財政刺激措施的態度不同，就管理自然資源財富提出的戰略也不同。在資源豐富的國家，新結構經濟學建議，從資源商品收入中拿出適當比例用於人力資本投資、基础設施投資、社會資本投資，並對非資源部門的先行者進行補償一便利結構轉型。為達到最大效果，用這些資源性收入進行的投資專案應該有助於消除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的緊約束，尤其是基础設施投資和教育投資。微觀經濟分析表明，即使窮國工廠里的出廠成本跟富國相同，效率低劣的基础設施也將導致這些窮國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非洲國家的貨運成本和保險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0%， 道路貨物運輸時間是亞洲國家的2到3 倍。由於缺乏金融資源和合適的政策框架，許多這些國家往往無力維持必要的投資水平和維護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政府財政措施不應是將自然資源收入存入主權基金並投資於外國股權或外國專案，而應把其相當大的比例投資於能夠便利本國經濟發展和結構變遷的國內或地區性專案，比如那些刺激新制造業發展、使產業多樣化、提供就業，以及使得產業不斷升級的潛力有所提升的專案。

本文摘自《新結構經濟學》

---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