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愛因斯坦的玩笑：新結構經濟學（2）

　　第二、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經濟的連續譜上的一點。因此， 傳統兩個經濟發展階段(“貧窮”或“富裕”、“發展中”或“工業化”)的二分法並不適用。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和基础設施改善目標的實現， 並不必然遵循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路徑。

　　第三、在每一個給定的發展水平， 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制。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在每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上都有產業升級和多樣化以及“硬體”和“軟體”基础設施的相應改善。這些升級必然產生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資本投資回報引起的外部性。因此， 除了有效的市場機制外， 政府還必須進行協調或提供基础設定改善，並對外部性做出補償， 以促進產業多樣化和升級。

　　這些觀點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因為來自歷史和當代的證據表明， 在所有經濟成功的國家中，政府都對產業升級和多樣化進行了推動。但對於政府是否應該積極參與設計並執行產業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建議則一直處於爭議之中。

　　許多經濟學家認同在結構變遷中政府干預是必不可少的這一觀點，但仍然反對使用積極的公共政策推動產業升級和多樣化。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一般的框架來指導政策制定。因此，借鑒比較優勢理論、潛在後發優勢理論以及產業政策的成敗經驗，總結出一套政府干預的通用原則是十分有意義的。除了對發展理論的讨論之外，本書還提出了一個易於操作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以說明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實現人類對繁榮與和平的共同追求。

　　在這個從大蕭條中走出的世界，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是多極增長世界的本質特徵。展望未來， 國際化議程的關鍵挑戰將是如何使用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加速經濟复蘇，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生產率，並加強金融部門的監管，以防止新的危機，避免資產的泡沫化。

　　富國和窮國之間合作的經濟激勵和“回報”是巨大且日益增長的。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增長和更穩定的世界需要有一個共贏的解決方案。世界必須避免零和博弈，如匯率戰爭、貿易戰爭或代價高昂且突然的再平衡政策，這些舉措看上去有吸引力但實際上弊大於利。有效應對新的多極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國際金融安排以及高收入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結構性改革。

　　在困難時期，偉大的領導人們已經表達了希望。1940年二戰之初，溫斯頓-丘吉爾在當選英國首相時向議會發表演講， 坦率地對他的同胞說:“我所能奉獻的唯有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但當我擔負起我的任務時，是樂觀而滿懷希望的。”他後來還寫道:“悲觀主義者在機會中總是看到困難，樂觀主義者在困難中總是看到機會。”前捷克總統和廣受贊譽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認為：樂觀與希望的區別在於，樂觀主義過於幼稚或機會主義，而希望則是做道德上正確的事情:“希望與樂觀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堅信某事會有圓滿結果，而是確定某事有意義，不管結果如何。”

　　今天的全球經濟挑戰既需要樂觀也需要希望。幸運的是，我們已經從歷史、經濟分析與政策中吸取了許多教訓去應對這些挑戰。我的期望是，這本書將有助於尋找解決方案。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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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