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貧富之謎（2）

　　這一增長研究流派的主要優點在於把技術（除了資本和勞動）明確引入了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之中。但是當時研究工具的局限導致這一方法有一個主要的缺點：技術被看做外生給定的公共產品。模型的主要預言是，由於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續的技術進步，那麼人均產出的增長將會停滯。盡管這一假設能夠使模型保持“條件收斂”這一關鍵預言，但也顯得有點怪異：技術，作為長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卻外生於整個增長模型。

　　英國劍橋學派的研究人員認為自己不同於早期的經濟增長研究者。由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Kalecki）、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Kaldor）、瓊-羅賓遜（JoanRobinson）等領銜，他們為壟斷競爭革命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與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傳統理論相反，他們的工作表明增長分析的一個核心特點是，認識到絕大多數行業既不是完全競爭的，也非完全壟斷。他們還質疑在增長模型中資本可以測量和加總的觀點，而這一觀點正是羅伯特-索洛和保羅-薩缪爾森（PaulSamuelson）等傳統的新古典主義學者的核心觀點。盡管英國劍橋學派的學說起初極具爭議性，甚至被認為是左派觀點或是意識形態推動的，但是他們對經濟增長學說演變的貢獻，隨後也為主流經濟學所認可（Robinson，1933，1956；Solow，1998）。

　　盡管長期增長領域的研究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出現了新的萌芽，但宏觀經濟學家在戰後時期更感興趣的是經濟週期的研究。當他們試圖更好地理解穩定政策——避免突發且代價高昂的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致力於長期增長決定因素的分析。此外，主流經濟學不得不面對演化經濟學的挑戰。以集大成者納爾遜和溫特（NelsonandWinter，1982）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這些論文作者關註對於企業和產業組織如何隨時間演化的基本問題的批判。他們明確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利潤最大化和市場均衡的基本假設。他們認為這些假定無助於理解技術創新和企業之間的動態競爭。為了替代這些假設，他們提出：經濟學應該借用生物學的自然選擇概念，構建一個更準確的商業行為的進化理論。他們承認，企業一般都是受利潤所驅使，並尋求提高利潤的方法，但他們並不認為他們必將使利潤最大化。同樣，他們強調盈利更多的公司傾向於將盈利較少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他們的新範式和分析框架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能夠開發出更連貫和有力的模型來解釋在經濟增長和技術變革的條件下，有競爭力的公司如何動態演變的，還因為他們的方法被認為與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是相一致的。最後，他們的研究對福利經濟學和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演化經濟學理所當然在後來成為許多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的靈感之源。

　　在新古典主義的傳統內部，直到20世紀80年代情況才有所變化。一些傑出的研究者決定重新研究國家之間在經濟表現上的差異。他們的動機可能是能夠使用新的跨國數據，揭示不同國家經濟績效的主要差異，從而能夠進行實證上的比較分析。安格斯-麥迪森等經濟史學家的工作，喚醒了人們對經濟增長重要性的認識。研究數據令人困惑，而且一直如此。對經濟增長的調查結果和世界各個地區迥異的經濟表現表明，增長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確是不均勻的：從1900年至2001年，西歐人均GDP增長了5.65倍（西方附屬國增長了5.7倍），與之相比，拉丁美洲這一數字為4.2，東歐為3.2，非洲僅有1.5。在過去的30年當中，生活在高經濟增長國家或與OECD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的人口數，已經從10億增加到40億，增加了3倍（增長與發展委員會，2008）。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