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的思考：一個有關進展、波折、熱潮和流行的故事（3）

　　20世紀80年代早期，結構主義學者曾試圖通過修改和調整發展經濟學，使之更符合貧窮國家的實際現狀，以此應對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批評（Taylor，1983，1991）。他們從英國劍橋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中獲得啟發，並努力使得結構主義最初的一些發現與嚴謹的經濟學分析的最新進展相一致。近幾年這一方面的主要貢獻包括奧坎波和泰勒（OcampoandTaylor，1998）、杜特和羅斯（DuttandRoss，2003）以及奧坎波（Ocampo，2009）等。泰勒獨特的“新結構主義”被吉佈森（Gibson，2003）稱為“遲到的結構主義”，獲得了相當多的關註。但該理論仍無法與當時主導政策界的“新的”新古典主義學說真正同台競技，這進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場方式的勝利，同時也將發展思想集中到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上。

　　發明了“華盛頓共識”這一術語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將其表述為“對大多數在華盛頓的人關於拉美（並非所有國家）在1989年（並非任何時候）該如何作為的各種主張的總結”，但它很快被認為是“位於華盛頓的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強加於那些不幸國家，並使這些國家走向危機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這里的三大思想是宏觀經濟學訓練，市場經濟，以及對世界市場開放（至少對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開放）。這些想法早已被奉為OECD國家的正統理論，但也存在一種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聲稱發展中國家來自不同的世界，使得它們能從以下三個方面獲益：（a）通貨膨脹（可以收獲通貨膨脹稅和擴大投資）；（b）在發動工業化方面發揮主導作用；（c）進口替代。而華盛頓共識稱這種隔離時代已經結束。”

　　這真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思路嗎，或者只是另一波發展熱潮？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增長、就業創造和經濟穩定方面，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因而，一些經濟學家將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稱為“失去的十年”（Easterly，2001）。毫無疑問，這些觀點很快也變得極具爭議。有些人甚至註意到：華盛頓的經濟學家關於經濟政策總是持有不同意見，從來就沒有達成過什麼共識。反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高收入國家和多邊組織不應為世界設定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議程。

　　即使是主流經濟學家對新的政策議程也有不滿。在基於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方案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方面，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註意到，在方案的設計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錯誤：“今天，很多人在心中都意識到，如果社會安全網沒有建立，由此帶來的社會後果將壓過短期的經濟成果。例如，由於取消補貼，印尼的騷亂所帶來的損失將遠遠超過輕微的財政狀況改善。”(Stiglitz，2003，p.35)丹尼-羅德里克指出：“關於改革的後果的一致看法是，事情的結果往往超出我們的預料。即使最為熱情的支援者也承認，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一直低於預期。……不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成功的案例不多見，20世紀90年代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也被證明不適合處理這一大陸所卷入的日益嚴重的公共醫療危機。”(Rodrik，2006，p.974)

　　許多評論家認為華盛頓共識代表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如資本帳戶自由化（威廉姆森稱自己已有意將這個選項從他的列表中剔除）、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經濟學或小政府（政府不必管福利提供和收入再分配）。但它未能達成目標的主要原因是：它倡導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市場制度，其中有一些制度甚至有可能在發達國家都不存在。這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當然不是一個有效的經濟戰略，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多種層面的扭曲，需要逐步通過轉型擺脫這些次優、再次優，以及再再次優的情形。華盛頓共識的框架也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克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中存在的協調與外部性問題。

　　另一個與之相關但另辟蹊徑的發展思想是由羅納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諾思建立的新制度經濟學（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1994）。它強調產權、良好的治理、有利的商業環境和其他制度的重要性，並將這些內容視為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基础。它的理論基础是承認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且交易有各種存在缺陷的可選方案，必須將這些都考慮在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中。這是一個試圖使用經濟學的語言和工具來解釋社會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學說。

　　他們認為制度有四個層次：第一層，由深入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如傳統、習俗、價值觀和宗教）所組成；第二層，正式規則得以確立，司法秩序中最強的組成部分是一國的憲法；第三層，治理或正式規則得到實施，經常在第二層制度運行失效的情況下啟用，這也是經濟個體正式交往並簽訂合同的層次，其關鍵作用是“創造秩序，從而減輕沖突並實現互利共贏”（Williamson，2000，p.599）。最後是第四層，即市場層次，也是交易實際發生和價格隨之調整的層次。

　　新制度經濟學探讨了交易成本的起源和重要性，以及設計規則以確保商業激勵的必要性。但它也提出建議，只有持續的（通常也是緩慢的）“軟體”基础設施投資才能使市場正常運行。它的主要缺點是其經濟發展方法太寬泛，這將導致的剛性的政策建議：它的建議太過於基本和瑣碎，使得缺乏資源、能力和時間的發展中國家政府不知所措。

　　在一份關於20世紀90年代教訓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中，世界銀行強調了經濟增長的複雜性，並認識到它不是用簡單的公式就能解決的。其中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改革重點過於局限在對資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擴張和增長。雖然它們致力於更好地利用現有能力，以建立長期持續增長的基础，但它們沒有提供足夠的激勵來擴張這種能力。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不存在唯一的通用法則。……[我們]需要從公式中擺脫出來，尋求難以捉摸的‘最佳實踐’”（世界銀行，2005，p.xiii）。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