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貧富之謎（3）

　　新一波增長研究的分析建模者必須拿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來解釋技術變遷——將新古典增長理論中長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內生化。第一步是設計一個由物質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遞增所驅動的持續增長理論。如果收益不隨著經濟的增長而遞減的話，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進行下去（Romer，1986）。第二個，也是更有效的辦法是抛棄完全競爭假設的束縛，將不完全競爭和研發理論加入到增長模型中。這種大膽的研究方法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經濟中的新思想不會耗盡，以及為什麼從長期來看人均收入可以保持正的增長（Romer，1987，1990；AghionandHowitt，1992；Lucas，1988）。

　　後來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的學說保持了非競爭的假設，因為技術確實是一個不同於資本和勞動的要素，它可以以零邊際成本無限次地被其他廠商利用。但重要的是要採取的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更好地理解技術的公共物品性質，並把它看做一個部分排他的非競爭性物品。因此，這一波研究將技術重新分類為一定程度上由私人控制的物品，而不僅僅是公共物品。通過將它定義為部分排他的非競爭性物品，給它某種程度的排他性或獲利性，從而使得生產和使用技術的激勵成為可能。從完全競爭走向非完全競爭，帶來了方法論上的巨大回報。新古典增長模型將技術和生產要素的積累看做外生變量，而內生增長模型可以解釋為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會通過新思想而不斷發展，從而為技術前沿模型提供了微觀經濟基础。

　　另一個令經濟學家感到困惑的問題是：為什麼技術擴散會在一些國家發生，並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卻沒有紮根於其他國家。日本、新加坡和智利成功地採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啟動了自己的產業升級，而剛果民主共和國、牙買加和尼泊爾卻做不到。除了初始禀賦、歷史和社會政治路線的差異外，到底是什麼阻礙了後者達到和前者一樣的經濟績效呢？

　　在回答這一關鍵問題時，很多有趣的可能性最近得到了探讨。一種選擇是為內生增長模型添加技術轉移路徑這一新的變量，即“內生化”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中間資本品的機制（Jones，1998）。另一種流行的方法是通過政治—經濟模型，試圖找出經濟增長的根本決定因素。不同於前一波的增長模型，這一系列研究方法的關註重點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決定因素，而在於制度和治理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AcemogluandRobinson，2001；GlaeserandShleifer，2002）。經濟文獻中還探讨了其他幾種方法，但到目前為止，這些方法對解釋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奧秘只有很少的成果（Helpman，2004；BarroandSala-i-Martin，2003；Jones，1998）。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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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