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斂與發散的解釋（1）

　　在近幾十年，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在理論方面，內生的技術創新和規模報酬遞增的分析，為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框架去解釋高收入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機制，並解釋為什麼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會一直高於其人口增長率。從索洛的工作中，我們知道了資本積累（包括物質和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性。從貝克爾（Becker，1992）、赫克曼（Heckman，2006）、盧卡斯（Lucas，2004）和舒爾茨（Schultz，1962）等人的貢獻中，我們也了解到通過新知識的擴散或“幹中學”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而且通過貿易刺激和大學畢業生工資溢價還可以加速這一過程。從諾斯（North，1981）的著作以及阿西莫格魯等（Acemogluetal.，2001）、格雷夫（Greif，1993）、格雷澤和施萊弗（GlaeserandShleifer，2002）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我們了解到增長主要是由創新和制度驅動的，在這些國家中，創新活動受到鼓勵，創新條件得到滿足。從羅默（Romer）和盧卡斯和內生增長理論中，我們了解到需要將經濟增長理論的關註點集中到知識的積累和創新上。總之，我們知道了很多關於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尤其是發達國家中的這些要素。

　　在實證研究方面，像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這樣的標準化數據集，使得系統研究高增長和低增長國家之間的差異成為可能。具體而言，這些差異有：

　　-初始條件：如生產率、人力資本、人口統計結構、基础設施、金融發展和收入不平等。

　　-政策變量：如貿易開放度、宏觀經濟穩定性、公共支出的水平和組成、稅收和監管。

　　-制度變量：如總體治理指標、行政管理能力、法治狀況、產權保護和腐敗狀況。

　　基於跨國回歸的各種研究已經證實了條件收斂的想法：即其他因素保持不變時，初始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通常隨後的經濟增長率較高。投資和人力資本（如小學和中學的入學率）所占產出的份額通常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與此相反，人口增長（或生育率提高）和政治不穩定（以革命、政變或戰爭的頻率衡量）通常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市場越扭曲（以外匯的“黑市溢價”或其他貿易障礙衡量），增長率越低。而金融市場越發達（例如，以流動性資產相對於收入的規模衡量），增長率越高（Mankiw，1995）。

　　但也許是因為歌德所說的“疑問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增長”，增長的研究在識別不同國家可操作的政策槓桿以促進和維持經濟增長方面，仍面臨顯著的方法論上的困難和挑戰。迪頓表達了經濟學家們絕望的情緒：“實證主義者和理論家似乎比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的任何時候都離得更遠。然而，重新統一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沒有這種分離就沒有了長期的科學進步。”（Deaton，2009，p.45）幾十年來，理論的進步和新技術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完美和抽象的模型，但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如何刺激經濟增長卻沒有任何具體的方法可循。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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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