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銀政關係僵局

　　“‘銀政一家’與‘銀政對立’都不可取，要理順銀政關係，改變社會上淡薄的信用觀念，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政府是關鍵。”

　　早些時期，國有銀行和政府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在我到開行工作之前，這家以基础設施、基础產業和支柱產業（簡稱“兩基一支”）為業務領域的銀行，專案主要由國家指定，自身只負責專案資金配置和貸款條件的評審。在當時“大財政、小銀行”的特定體系下，開行一度如同國家的“拨款機器”。正因為如此，1997年底，亞洲金融危機肆虐時，開行的貸款質量是當時國有銀行整體資產質量欠佳在政策性銀行的縮影，不良貸款率高達32.63%。

　　面對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我國許多學者和金融界人士都把這看成是地方政府指令貸款的結果。他們認為，由於政府和銀行關係過於“親密”，由此引發政府干預銀行業務，產生了大量的關聯貸款，形成了很多銀行壞賬。這就把政府和銀行推向了對立面。1998年6月，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成立，金融機構黨組織和幹部實行垂直管理，這也被很多人視為地方政府和銀行關係脫鈎，地方政府不再對銀行享有“話語權”的信號。

　　正當銀政關係陷入緊張之際，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又陷入了內需不足的險灘。亞洲金融危機後，剛剛實現經濟“軟著陸”的中國，內需不足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僅靠國家重點專案已經不足以左右經濟全局。地方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急需理清銀政關係為經濟社會發展鋪路。

　　1998年7月，我到開行3個月後，按照朱镕基總理關於“各大銀行行長都要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指示精神，先後赴河南、湖北、安徽、江蘇、湖南、廣東、遼寧、青島等省市調研。在這輪密集調研中，我首次從銀行機構的角度，近距離審視銀政關係，深入了解各地發展中的問題和潛力，多方探尋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

　　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有個顯著的國情，就是組織化、社會化程度很高，有著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政府具有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大職能，既要制定規則，又要在相當領域和相當程度上發揮“教練”和“準運動員”的作用。政府擁有審批專案、註入資本金、完善法人制度、重組資產、協調企業還貸以及推動企業向資本市場發展等資源，有著很強的組織協調優勢。所以，政府推動市場發展，政府與市場相互結合，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融資體制的基本特徵。

　　當時，我們提出了在“市場環境下，銀行框架內”辦政策性銀行的思路。順著這個思路，我那時就想，如果能把政府“自上而下”的組織優勢運用起來，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來發展經濟，開行支援地方發展就有了強有力的保障。

　　“銀政一家”與“銀政對立”都不可取，要理順銀政關係，改變社會上淡薄的信用觀念，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政府是關鍵。銀政合作、共建信用，是中國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擴大內需的一條獨特有效路徑。

　　一堆沙子是鬆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子、水混合後，就會像花崗岩一樣堅硬。我相信，這一原理在機制建設過程中也是適用的。它使銀政關係不再相互分離和沖突，而是從被動轉為主動，從對立轉為合作，從抵消變成合力，進而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形成共謀發展的有利局面。

　　1998年8月，我與安徽省政府領導座談時提出，銀行和地方政府應在風險防範方面加強合作，比如地方政府主管領導挂帥，層層有人負責，明確目標責任，落實還貸措施等。隨後，開行與安徽省蕪湖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創造了今天在全國各地普遍採用的城建融資“蕪湖模式”，拉開銀政合作第一階段的序幕。

　　在安徽省的示範效應下，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與開行合作，共同構建新型銀政關係。僅2000年，開行就與18個省、市政府簽訂金融合作協議，與全國27個省市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按照這一全新的模式，一方面開行積極支援地方專案建設，說明地方政府解決發展中的融資難題；一方面地方政府發揮組織協調作用，把政府的組織優勢轉化為信用優勢，說明開行回收貸款、防範金融風險。

　　在銀政合作中，開行摸索出一種借助地方政府力量化解不良貸款的方法。天津夏利就是一個例子。

　　世紀交替之際，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臨近，國際汽車巨頭紛紛在中國搶灘登入。作為國產汽車的天津夏利，市場份額逐年下降，無論是車型、技術，還是成本，都無法應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在這種背景下，開行要回收在夏利的貸款，難度可想而知。為啃下這塊“硬骨頭”，我們跟天津市委書記、市長反复讨論。我跟他們說，天津的發展需要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硬環境”，也需要通過配合銀行化解不良貸款來改善投資的“軟環境”，開行可以給天津城建提供100億到200億元的融資支援，但天津要說明開行把夏利7億多元的不良貸款化解了。

　　這個談判，談了差不多有一年，最後雙方一筆一筆地核算。為了與開行啟動大規模的銀政合作，天津市政府決定說明夏利走出欠貸困境，把市政府能調動的資源都調動起來，明確這個部門承擔多少，那個部門承擔多少。經過兩年的努力，開行在天津夏利的不良貸款最後幹幹淨淨地化解了。

　　天津夏利不良貸款的化解，對開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它在化解的過程中實實在在地調動了合作方的信用意識。我把這故事講給外國的投資銀行人士聽，他們都很驚訝，認為不可思議，我說這在中國就能做到，銀政合作就能做到。當然，不是所有的不良貸款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化解，但只要找準了銀政雙方的契合點，就能做到互利雙贏。

　　這是開行與地方政府的第一輪合作，對我國拉動投資、擴大內需作出了貢獻，也使越來越多的人認可了這種方式，認為這是實現銀政雙贏的重要創新。

　　認識在實踐中升華。在與各地政府的廣泛金融合作中，我逐步認識到，我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市場與西方發達市場有天壤之別。表面上看，是諸多急需發展的領域得不到資金支援，更深層次的問題卻是市場落後和信用缺損，這構成了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瓶頸。

本文摘自《政府與市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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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市場之間》以金融學家、國家開放銀行董事長陳元的自述為主，全面記錄陳元及國家開發銀行創造性地運用開發性金融理論，為民生、國家發展解決問題的實踐實錄。首次披露衆多重大投資決策出台的過程，尤其是對彼時國內政策和國際局勢的金融解讀，角度獨特，極具價值。所有事件串聯起來就是中國近十幾年金融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縮影，一本書讀懂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本書從十個方面論述了開發性金融的實踐探索，每個篇章都有決策紀實、理論與訪談三部分構成，全景解讀開發性金融的實踐過程，讓讀者重返金融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