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引進與後發優勢

　　依靠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經驗，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用較低成本實現自身的技術創新，從而帶來效率的提高，增加資本回報率，並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後發優勢。從工業革命後的國際社會來看，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以來，世界各國第一次人均產出翻倍所花費的時間分別為英國58年 （1780—1838），美國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韓國11年（1966—1977），中國10年（1977—1987）（世界銀行，1991）。時間跨度按照經濟開始快速增長的先後順序依次遞減。前文又說到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後的100年人均 GDP的年均增長率為 1%左右，20世紀以來為2%左右，而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人均 GDP的年平均增長率可高達8%。這些國家和地區，首先是日本，後來是“亞洲四小龍”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日本的崛起和“亞洲四小龍”的騰飛， 二者被並稱為“東亞奇迹”。

　　二戰結束後“亞洲四小龍”與中國大陸的起點基本相同， 但是“亞洲四小龍”到80年代已發展成為新興的發達經濟體， 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1/3。這一奇迹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東亞經濟體善於利用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 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業人口， 但是依靠不斷引進新技術， 發展高附加值的新興部門， 勞動力不斷被重新配置到服務業等附加價值高的行業。這些行業的資本回報大大提高， 資本迅速積累， 整個經濟也如同“滾雪球”般越做越大。

　　中國改革前後從經濟發展的不同績效來看，也能說明以引進技術為先決條件的後發優勢對整體經濟的帶動作用。中國在1978年之前，提出過“七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口號，60年代試爆成功了原子彈，70年代發射人造衛星，在尖端科技領域取得相當大的突破，但是經濟總體發展並不快。自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始走上東亞的經濟發展道路，以引進技術和引進外資參與“國際大循環”，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增加外匯儲備。引進技術的成本低，技術變遷速度快，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連續三四十年的時間裡維持9%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實現了32年的高速增長，那麼這種增長有沒有可能持續下去，再維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呢？我個人是對此持以肯定態度的。這一觀點並非只是純粹樂觀的估計，而是基於後發優勢的潛力。

　　根據麥迪遜的估計 ，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1%。這一中美之間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國與工業化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的巨大。因而中國就能在彌補差距之前繼續享受其後發優勢帶來的好處。

　　麥迪遜的估計顯示目前中國大陸相對於美國的發展情況類似於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國臺灣，以及1977年的韓國。日本在1951—1971年間的GDP增長率為9.2%，中國臺灣在1975—1995年間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為7.6%。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之後的發展戰略類似於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所以中國應有潛力再維持20年8%的增長。日本在1971年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65.6%，韓國在1997年是50.2%，中國臺灣在1995年是54.2%。那麼距今20年後，中國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會達到美國的50%。到203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按照市場匯率來計算，中國經濟也會達到與美國同等規模。

本文摘自《解讀中國經濟》

---

　　 本書是在首版的基础上修訂而成的，新版結合最新的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新變化全面更新了相關數據和分析內容，並新增一篇關於“全球失衡、儲備貨幣與全球治理”的附錄。書中總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活動的經驗，提出了一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理論，並以此理論分析中國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各項成就，面臨的主要經濟、社會問題，探讨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本書的最大特色就是用通俗的語言和生動的實例，系統地回顧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與改革經驗，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重點闡述了自生能力理論和比較優勢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