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的思考：一個有關進展、波折、熱潮和流行的故事（2）

2013-10-08 18:11:59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代表性研究是缪爾達爾（Myrdal，1957）、赫希曼（Hirschman，1958）、錢納里和佈魯諾（CheneryandBruno，1962），以及富爾塔多（Furtado，1964）。除了早期的研究主題，第二階段的研究還強調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他們指出，許多特定部門（如農業部門）的供給約束，是造成剛性進口比率的原因。解除這些約束需要進口更多來自富裕國家的現代化機械設備，但窮國由於國內儲蓄和外匯短缺而做不到這一點。

　　此外，第二組的早期結構主義學者認為貿易是不可能成為增長的引擎，因為任何增加出口的做法都會由於出口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缺乏需求彈性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國際貿易的劇烈收縮似乎證實了這一關於出口的悲觀主義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受到大蕭條中經濟困窘、貿易條件惡化以及阿根廷人普雷佈什（Prebisch，1959）和德國人辛格（Singer，1950）的強烈影響，認為初級出口商品貿易條件的惡化直接導致了財富從這些資源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流向了資本密集型的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避免被發達國家剥削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所謂的進口替代來發展本國制造業。

　　雖然前兩代的舊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就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症結達成了廣泛共識，但對於究竟執行何種具體政策才能最終跳出貧困陷阱、實現發展的良性循環，卻仍各執己見。羅森斯坦-羅丹傾向於將“大推進”（協調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資規劃）作為解決之道。出生於愛沙尼亞的諾克塞（RagnarNurkse）也看到了狹小的國內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時進行一系列新投資，才能創造出所需要的足夠需求。在他的“平衡增長”理論中，資本稀缺被認為是制約發展的主要限制條件，而發展在他看來則主要指市場擴大和生產增加。

　　包括赫希曼在內的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問題並非資本的稀缺，而是企業家才能的欠缺，而這種欠缺正是發展中國家制度因素的反映。他們由此認為，應該採取一種“非平衡式的增長”，即窮國的投資不應均勻分散，而應集中於經過仔細挑選、具有較強產業前後關聯度的關鍵產業部門。總之，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都視經濟增長為首要任務。

　　然而，結果令人失望。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僅未能趕上發達國家，反而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些意圖良好的政府干預措施都宣告失敗。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普遍執行以進口替代以及產業保護為核心發展戰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亞便是例證。

　　隨著基於舊結構主義教導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戰略在很多國家紛紛失敗，自由市場理論開始勝出並逐步影響了發展經濟學思潮，這一趨勢因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新革命而進一步加強。20世紀70年代的滞脹、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無不對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理性預期革命出現並驳斥了政府以財政和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的理論基础。

　　當遵循舊結構主義範式的拉美國家在1982年面臨債務危機時，情況變得更糟。當時國際金融市場意識到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得一些可以無限獲得外國資本的國家無法清償其債務。危機發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幾個拉美經濟體正因占世界相當比例的債務而不堪重負，一連串相互聯繫的外生沖擊更使得它們雪上加霜（CardosoandHelwege，1995）。這次危機促使一些多邊借貸機構以及雙邊借貸者（尤其是美國）要求拉美各經濟體進行一攬子綜合性改革，並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範式的自由市場政策，這套改革方案後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Williamson，1990）。

　　舊結構主義的支援者當時的感受就如同19世紀美國工程師阿爾弗雷德-霍特在一次工程師協會的會議上所說的：“任何在不知所措時可能出錯的事，遲早都會出錯。”這聽起來像是著名的墨菲定律的翻版。最後，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稱為“歷史的終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崩潰宣告了舊結構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終結。這一重大事件似乎標志著自由市場經濟學在與政府干預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支援者的對陣中獲得完全勝利。當時，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干預經濟幾乎註定要失敗，因為干預不僅使資源配置、供給和價格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而且還使經濟主體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