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的發展戰略的必要性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回顧自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谟以來增長研究和發展經濟學所面臨的困難，我有三個令人困惑的發現。首先，所有這些對經濟增長的不同研究方法都揭示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但它們很難解釋不同國家在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當中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顯而易見，不同國家之間在人均產出和國民收入方面的差異仍然是令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困惑的問題。衆所週知，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然要求一國從資源依賴的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乃至後工業經濟階段的結構轉型。然而，二戰後鮮有發展中國家完成了這一轉變。

　　一方面，很多發展中國家仍然依賴於農業和初級產品的出口，或者沒能超越有限的傳統產品生產而拓寬制造業的基础。經濟學分析至今也沒能系統解釋：為什麼一些國家能夠從一個低收入的農業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的工業社會，而大多數國家仍然深陷於赤貧之中，或止步於中等收入階段。很多國家實施了進口替代戰略，結果導致財政預算負擔過重、尋租行為盛行以及被保護部門生產率低下。然而，進口替代似乎是每一個低收入的農業經濟體在國際市場上的新產業中變得具有競爭力的必要步驟。由於新產業發展與生俱來的協調性和外部性問題，僅僅為私營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更好的投資環境顯然不足以啟動持續的動態增長。亞當-斯密等人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在今天仍然存在：一個國家如何才能加速其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的進程，從而從低收入的農業國向工業化的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繼而成為後工業化階段的高收入國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的作用是什麼？

　　另一方面，已將其產業結構從農業主導轉向制造業和服務業主導，並且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仍然面臨著持續的產業和技術升級這樣的嚴峻問題。其中一些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一些國家也正在與高失業率和經濟不穩定進行鬥爭。

　　其次，發展政策也在隨著發展經濟學思想而不斷演進。事實上，國際發展機構的政策建議也密切跟隨著占主導地位的發展經濟學範式而變化，有時甚至成為其主要支援者。成立於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銀行，在當時由歐洲重建主導的全球政治環境下，其工作重點主要是基础設施的重新建設。隨著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獨立國家不斷湧現，冷戰主導了國際議程，世界銀行的首要目標也轉向了對重工業和基础設施的開發，投資經營成為其主要業務。

　　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興國家的宏觀經濟失衡和拉美債務危機直接導致了華盛頓共識的出台。結構調整計劃成為世界銀行和低收入國家之間互動的主要手段。隨著柏林牆被推倒以及對新的公共政策共識的探索，世界銀行轉為對經濟發展採取整體分析。它採用了綜合發展框架，專注於成員國的社會發展和減少貧困。它還尋求在與政府官員的對話中加入更多的參與者（包括國會議員、民間社會組織和私營企業家）。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問題成為主要的國際議程，世界銀行的政策也致力於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提高治理水平，以及通過嚴格的效果評估以確保成果落到實處。

　　最後，那些沿著產業和技術階梯不斷上升的國家，很少遵循了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發展範式的政策處方。包括2008年增長委員會報告確定的13個國家中的很多在內，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拒絕傳統理論，擴大了其制造業基础，並成功轉向更複雜的工業品的生產。在其發展過程中，它們奉行出口促進戰略，而不是舊結構主義學說所倡導的進口替代戰略。這些國家的政府積極說明私營企業進入新的產業，而不是僅僅依靠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市場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沒有首先在衛生和教育領域進行隨機控制試驗或社會試驗，但人民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卻得到大幅提升。這就使得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的針對性和相關性出現嚴重問題。

　　盡管不可否認知識一直在進步，然而現今的一些關於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問題與前幾代研究者所面臨的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創新驅動，為什麼有一些國家在創新和適應變革方面很成功，而其他國家卻並不成功？究竟是什麼力量促進了經濟收斂，又是什麼因素阻礙了實質性的進展？使低收入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收入國家的結構變遷條件是什麼？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什麼，是初始條件，還是制度，抑或是政策？政府和市場在動態增長中所應扮演的最合適的角色是什麼？

　　用一個更廣泛的理論框架來補充現有知識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一理論框架應該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提供結構化分析——具體而言，就是識別出使窮國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使富國能繼續創造機會和財富的決定因素。我們需要對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進行概念化的分析，以便使一些大膽政策的實施效果不再像不可預知成功的傳說，就如同李冰在兩千多年前決定修建都江堰大坝時的情形。雖然經濟學家們可能永遠都無法達到他的高瞻遠矚，但如果他們擁有良好的判斷力，就一定會從歷史和經濟理論中學到很多東西。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曾在《道德經》中寫道：“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翻譯成現代語言，這句話的意思是：“任何一個已經得到表述的理論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條件下的表現形式而已，如果把這個理論當成真理本身，就屬於認識上的愚笨。”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在系統性地做出決策之前，最好對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本質有一個清晰的理解，而不要過分依賴於書架上的那些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教義。下一章將讨論政策制定的失敗案例，並希望能從發展政策的諸多失誤中吸取教訓。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