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首次公開募股審批制
2010年，京藏高速長達數月的大堵車引發舉國關註。但更值得我們去關註和深思的是那些隐形的京藏高速：審批制導致的商業堵車。證券市場的首次公開募股審批制即為一例。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首次公開募股名為核準制，實為審批制，因為公司是否能獲得首次公開募股資格是證監會發審委說了算，而且標準非常複雜：成長性、創新性、贏利質量、募集資金投向……更關鍵的是，首次公開募股核準的節奏是證監會控制的，不是說申請首次公開募股的企業越多審批就越快，相反，節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二級市場走勢和證監會的斟酌。結果，通往首次公開募股的道路上總是排著長長的隊伍，有時超過上千家之多。有不少企業家在“過會”那一刻激動得熱淚盈眶，大呼苍天佑我，堪稱全球證券市場一大奇觀。
也許有人辯解說，發審委也是好意，說明投資者把好質量關，何況發審委聘請了數十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其實，由買方（投資者）和賣方（擬上市公司）之外的第三方（發審委）評價一家上市公司質量的好壞是很危險的。公司的好壞既取決於複雜的管理、競爭、技術、政策因素，也會隨著時間的不同而變化。要評判哪些公司上市後更好，恐怕巴菲特也不敢拍胸脯。國際經驗表明，“買家責任自負”是保護市場公正的最佳途徑，投資者要掏出真金白銀，當然會對自己投下去的錢負責，即使看錯了也只能怪自己眼拙。再則，不同的企業都應擁有平等的融資權，無非好的企業價格高，差的企業價格低而已。剥奪那些所謂不夠創新、不夠成長性的企業的融資權，實在有違公平原則。
發審委委員們能保證對自己看走眼的企業向投資者賠償嗎？更何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誰敢保證發審委的人不會被利益收買？
當然證監會並不需要無為而治。證監會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三公，具體而言：在一級市場，確保上市公司沒有虛假陳述；在二級市場確保信息披露充分、及時、準確，沒有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但是以上市公司數量之多和信息之繁雜，證監會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去核實每家公司是否造假的。怎麼辦？
出路在於對違法者的懲罰機制。以首次公開募股為例，擬上市公司聘請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審核信息的真實性，如果事後發現了問題，證監會應深入調查，判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東、中介機構所負的法律責任，並予以嚴厲懲處。發現一個，不折不扣地處理一個，唯有不留餘地的嚴格執法，才能起到震懾效果，規範企業行為。
但是威懾效果充分顯現並非易事。其一，需要堅強的執法意志和獨立的司法體系，避免選擇性執法。其二，法律對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要足夠嚴厲，方可取得成效。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安然公司的造假行為，這不要緊。要緊的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在安然事件發生後所採取的嚴厲行動：全球五大之一的安達信宣佈破產，罪魁禍首安然公司原董事長肯尼斯?雷在案件即將宣判前突然死亡。
證券市場首次公開募股“堵車”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其一，人為控制扭曲了首次公開募股的供求關係，導致了高市盈率的堰塞湖，實際上是投資者對融資者的變相補貼。其二，發審委的審批，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市場自由選擇和配置資源的效率。其三，高市盈率導致企業趨之若鹜，滋生了巨大尋租空間，PE腐敗、保薦人問題皆由此而生。
也許還有好心人擔心：取消首次公開募股管制，上市融資的公司激增，可能導致二級市場股價暴跌。其實，本來就是泡沫，為什麼非要硬撑在那里呢？2010年9月3日，深圳中小闆和創業闆平均市盈率分別高達51倍和70倍，而美國股市在互聯網泡沫的頂峰時期平均市盈率不過45倍而已。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過多的管制、審批所導致的商業堵車，已成為轉型難、轉型慢的重要症結所在。這些管制不僅加大了交易成本，更產生了強大的負向激勵，使得大量企業熱衷於尋租和短期暴富的機會，而怠於管理和創新。打通這些隐形的京藏高速，是不容回避的任務。
中國經濟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但是在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社會也開始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和種種社會問題，集中表現為大多數社會公衆幸福感的增長滞後於經濟發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慮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與日俱增。對一個國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差距。劉勝軍所著的《誰傷了你的幸福？》針對國人這種不幸福的生存狀態，從經濟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由現象到反思，深入淺出地講述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尋求解決的思路，進而探讨未來的改革之路。《誰傷了你的幸福？》適合公司白領、企業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參與者、關心個人生存環境的普通讀者。
也許有人辯解說，發審委也是好意，說明投資者把好質量關，何況發審委聘請了數十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其實，由買方（投資者）和賣方（擬上市公司）之外的第三方（發審委）評價一家上市公司質量的好壞是很危險的。公司的好壞既取決於複雜的管理、競爭、技術、政策因素，也會隨著時間的不同而變化。要評判哪些公司上市後更好，恐怕巴菲特也不敢拍胸脯。國際經驗表明，“買家責任自負”是保護市場公正的最佳途徑，投資者要掏出真金白銀，當然會對自己投下去的錢負責，即使看錯了也只能怪自己眼拙。再則，不同的企業都應擁有平等的融資權，無非好的企業價格高，差的企業價格低而已。剥奪那些所謂不夠創新、不夠成長性的企業的融資權，實在有違公平原則。
發審委委員們能保證對自己看走眼的企業向投資者賠償嗎？更何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誰敢保證發審委的人不會被利益收買？
當然證監會並不需要無為而治。證監會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三公，具體而言：在一級市場，確保上市公司沒有虛假陳述；在二級市場確保信息披露充分、及時、準確，沒有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但是以上市公司數量之多和信息之繁雜，證監會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去核實每家公司是否造假的。怎麼辦？
出路在於對違法者的懲罰機制。以首次公開募股為例，擬上市公司聘請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審核信息的真實性，如果事後發現了問題，證監會應深入調查，判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東、中介機構所負的法律責任，並予以嚴厲懲處。發現一個，不折不扣地處理一個，唯有不留餘地的嚴格執法，才能起到震懾效果，規範企業行為。
但是威懾效果充分顯現並非易事。其一，需要堅強的執法意志和獨立的司法體系，避免選擇性執法。其二，法律對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要足夠嚴厲，方可取得成效。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安然公司的造假行為，這不要緊。要緊的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在安然事件發生後所採取的嚴厲行動：全球五大之一的安達信宣佈破產，罪魁禍首安然公司原董事長肯尼斯?雷在案件即將宣判前突然死亡。
證券市場首次公開募股“堵車”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其一，人為控制扭曲了首次公開募股的供求關係，導致了高市盈率的堰塞湖，實際上是投資者對融資者的變相補貼。其二，發審委的審批，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市場自由選擇和配置資源的效率。其三，高市盈率導致企業趨之若鹜，滋生了巨大尋租空間，PE腐敗、保薦人問題皆由此而生。
也許還有好心人擔心：取消首次公開募股管制，上市融資的公司激增，可能導致二級市場股價暴跌。其實，本來就是泡沫，為什麼非要硬撑在那里呢？2010年9月3日，深圳中小闆和創業闆平均市盈率分別高達51倍和70倍，而美國股市在互聯網泡沫的頂峰時期平均市盈率不過45倍而已。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過多的管制、審批所導致的商業堵車，已成為轉型難、轉型慢的重要症結所在。這些管制不僅加大了交易成本，更產生了強大的負向激勵，使得大量企業熱衷於尋租和短期暴富的機會，而怠於管理和創新。打通這些隐形的京藏高速，是不容回避的任務。
本文摘自《誰傷了你的幸福？》
中國經濟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但是在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社會也開始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和種種社會問題，集中表現為大多數社會公衆幸福感的增長滞後於經濟發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慮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與日俱增。對一個國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差距。劉勝軍所著的《誰傷了你的幸福？》針對國人這種不幸福的生存狀態，從經濟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由現象到反思，深入淺出地講述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尋求解決的思路，進而探讨未來的改革之路。《誰傷了你的幸福？》適合公司白領、企業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參與者、關心個人生存環境的普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