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實現制度反腐？

　　要制度反腐，這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口號。可這麼多年下來為何越反越腐？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只停留在口號層面，而沒有真正的制度改進。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擺脫不了渴望海瑞、包青天，怒斥劉青山、張子善的思維模式。

　　其實，個人的好壞是很難界定的，好人也可能在不完善的制度環境下走向犯罪之路；反之，完善的制度也可以遏制壞人的不法企圖。鄧小平同志說過，“好的制度能夠將壞人變好，而壞的制度能將好人變壞”。由此推論，我們在設計制度的時候，必須假定每個人都是自私的、覺悟低的、抵擋不住誘惑的，這樣設計出來的制度才會防微杜漸。

　　因此，在譴責貪官的同時，我們更應反思體制，厲行改進，避免更多的制度悲劇。

　　下面這個“護士發錯藥之後”的故事很值得借鑒。這位護士叫瑪麗，在紐約一家醫院已經工作了三年。這年紐約氣候異常，住院病人激增，瑪麗忙得腳不沾地。一天給病人發藥時，她張冠李戴發錯了藥，幸好被及時發現，沒有釀成事故。但醫院的管理部門依然對這件事情展開了嚴厲“問責”。首先問責護理部。他們從電腦中調出最近一段時間的病歷記錄，發現“瑪麗負責區域病人增加了30%，而護士人手並沒有增加”。調查部門認為護理部人員調配失誤，沒有適時增加人手，造成瑪麗工作量加大，勞累過度。然後問責人力資源部門的心理咨詢機構。瑪麗的家裡最近有什麼問題？詢問得知，她的孩子剛兩歲，上幼兒園不適應，整夜哭鬧，影響到瑪麗晚上休息。調查人員詢問後認為“醫院的心理專家沒有對她進行說明，失職！”最後問責制藥廠。專家認為“誰也不想發錯藥，這里可能有藥物本身的原因”。他們把瑪麗發錯的藥放在一起進行對比，發現幾種常用藥的外觀、顔色相似，容易混淆。他們向藥廠發函：建議改變常用藥片外包裝，或改變藥的形狀，盡可能減少護士對藥物的誤識。

　　那幾天瑪麗特別緊張，不知醫院如何處理。醫院心理專家走訪了她，告訴她不用擔心病人賠償事宜，已由保險公司解決。還與瑪麗夫妻探讨如何照顧孩子，並向社區申請給予她10小時義工說明。瑪麗下夜班，義工照顧孩子，以保證她能充分休息。同時醫院特別批準她“放幾天假，說明女兒適應幼兒園生活”。

　　這以後，瑪麗工作更加認真細致，也沒有人發生類似錯誤。她和同事們都很喜歡自己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

　　不久前，中山市女市長李啟紅被雙規。“中山五建”現為“麗景灣地產”第二大股東。而“中山五建”共有4名股東，分別為林永安、李啟明、林永灿、林元明。其中，林永安是李啟紅的丈夫，李啟明是李啟紅的弟弟，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與他們亦有親戚關係。此外，李啟紅的弟弟李啟和還擔任中山市南區區黨工委副書記，兼任區黨校校長。

　　借鑒“護士發錯藥”的案例，我們要多問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給了李啟紅這樣的官員足以養廉的高薪？我們的制度為何沒能阻止她說明自己的親屬謀取高位？在她一步步陷入權力泥沼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有沒有及時提醒和警告過她？我們又如何防止下一個王啟紅、張啟紅？

　　歷史上，以海瑞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制度之短。海瑞憑一己之力，對抗強大的官僚勢力，結果可想而知。最終海瑞被迫辞職回鄉，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1586年海瑞复出之後上奏稱：要杜絕官吏的貪污，除了採用重典之外別無他途。但在當時，面對司空見慣的貪污現象，他的言論只能被視為不合乎時代潮流。明代李贽指出，一個清官的危害甚至可能比貪官更甚。何也？因為清官更容易讓公衆把希望寄託於個人之上，而忘記對制度的反思。

　　面對問題，如果我們能正確地分析和思考，將會說明更多的“護士瑪麗”；相反，簡單地將李啟紅重重懲治，固然可以洩憤，卻未必有助於防範更多類似的悲劇。

　　比如，幾乎每次煤礦出事背後都有一些地方官員被牽涉進去，以至於中紀委不得不在2005年8月30日發出通知，要求堅決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的問題。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運動式”反腐效果難以持久，一旦鬆懈下來，老問題必定卷土重來。

　　應該說，尋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難以遏制的力量，在利益的驅使下，總會有企業企圖通過收買政府官員來謀取超額利潤。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和改革的不斷演變，尋租力量的目標也在不斷轉移，從雙規制時期的倒賣鋼材，到證券市場首次公開募股和內幕交易，房地產市場拿地，交通局拿高速公路，藥監局拿批文，發改委拿專案……環境污染不過是長長的名單上又一個領域而已。

　　根據王小魯的研究，2005年中國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到2008年，這一灰色收入已經上升到5.4萬億元。

　　治理腐敗，最忌諱的諱疾忌醫。腐敗在任何國家都存在。2007年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說客多達1.7萬人，遊說開支排名第一的是“金融、保險與房地產行業”，其在1998~2006年間的遊說開支高達25.58億美元。

　　我國利益集團的特殊性在於，它們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對立法的影響上，而是利用現行法律和制度的漏洞進行“尋租”。這一特點既與現行制度不夠完善有關，也源於我國註重人情和面子的關係型文化基础。

　　與經濟發展相比，維護公衆健康與安全是比什麼都重要的底線，是政府最起碼的職責，是社會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石。受制約的權力、充分的媒體監督、嚴厲的刑罰，這是維護公衆健康與生命安全之底線所必需的要素。終結醫療、食品、污染領域的亂象，是時候了。

　　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上，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是全球邁入低碳社會的關鍵角色之一。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必須擁抱綠色革命，不僅僅是承擔國際責任，更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摘自《誰傷了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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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但是在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社會也開始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和種種社會問題，集中表現為大多數社會公衆幸福感的增長滞後於經濟發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慮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與日俱增。對一個國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差距。劉勝軍所著的《誰傷了你的幸福？》針對國人這種不幸福的生存狀態，從經濟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由現象到反思，深入淺出地講述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尋求解決的思路，進而探讨未來的改革之路。《誰傷了你的幸福？》適合公司白領、企業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參與者、關心個人生存環境的普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