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而酸澀的成功

　　我1990年到達北京的時候，外國公司還尚未從天安門的震驚中恢復過來。沒有人願意接我的電話，包括IBM、摩託羅拉和其它美國大公司在華的老闆們。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人權的棄兒，而這些西方高管們根本不願意讓外人知道他們還在這個國家做生意。但是如果接觸不到這些人，就沒有辦法給《華爾街日報》寫報道。因此我申請加入美國在華商會，那時它還是一個很小的機構。我估計如果我能夠參加他們的午餐會或招待酒會，我就能夠在社交場合結識這些商人，這樣他們以後就可能更樂意接受我的採訪。有些人威脅說如果商會允許一名記者加入，就要退回。但是最終我的申請還是被接受了，條件是我同意不參加他們與大使進行的日常會晤。這點我能理解，他們並不希望在與大使讨論在華業務的時候有記者在場。

　　很快，美國商會的成員們便開始像我抱怨說媒體總是停留在一些負面報道上，而沒有看到中國正在從大災難中恢復元氣，而業務也開始有所改善。我回答道：“那太好了。我很願意寫一篇有關於貴公司業務的報道。”他們轉身就跑。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研究美國公司在華的成功商業。你可能會以為我在打探他們的性生活。沒有人願意和我說話，甚至是寶潔公司的全球CEO。這家公司在中國成功將其洗發水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銷售到每個角落。一旦我自己成為一名商人以後，我理解了他們的沉默寡言。

　　隨著緊張局勢的緩和或加劇，外國在華企業陷入了利潤和政治的漩渦之中。從中國一方來說，他們害怕成功的號角會引來成排的官僚小偷們。雖然鄧小平歡迎外商在華投資，但中國政府裡面沒有人真的希望外國公司賺走大筆利潤。即便在今天，還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看法，即外國人在中國賺的錢帶著剥削中國人的污點。

　　而外國公司自身——尤其是美國公司——則受著投資人和激進分子兩面的擠壓。隨著中國的崛起，企業必須經常公佈其在華的積極舉措，展示盈利的在華業務，才能推動股價的上升。然而在另一方面，經常引起爭議的對華政治關係也迫使他們要行事低調，總有西方政客們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或者指責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制造業就業機會，以及諸如此類的其它問題等等。

　　因此，外國商人在中國和本國的政治生活中都必須保持活躍。中國的政治充滿了封建色彩，是一場激烈的角鬥運動。在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和各部委中的確如此，而當中國面對任何膽敢挑戰中央之國的魯莽的西方人的時候，就更為明顯。只要問問彭定康便知端倪。

本文摘自《十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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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愈來愈強大，面對10億消費者這個巨大的市場，世界各地的競爭者不斷湧入，中國市場俨然已經成為競爭最激烈的全球市場。盡管是自己的主戰場，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是中國本土企業不得不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