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東方的旅程

　　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鄧小平的變革開始吸引外界註意的時期。我對亞洲的興趣始於18歲，當時我是美軍在越南的一名步兵。此後，我從部隊進入一家 新聞學校，然後到洛杉矶的騷亂，然後作為一名記者到華盛頓特區報道國會新聞。一路走來，我的最終目標依然是作為一名記者回到亞洲。因此在1985年，我聯 系上我的姐姐Lisa，她當時在泰國的難民營工作，我們一起花了6個禮拜的時間作為背包一族在全中國旅行。我們乘坐肮髒、擁擠不堪的火車和汽車走遍全國。 我們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但是身邊總是擠滿了迫切想要鍛煉他們在學校學到的英語的中國學生。醫生、教授，甚至政府官員都主動做我們的向導，僅僅是為了有說 英語的機會，並盡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外面的世界。當我回到美國後，我堅信中國最終現身世界舞台的過程也是我一生的經濟大事。我說服我太太Cathy：臺灣 “就像夏威夷”（我從未去過臺灣，但是我知道石化工廠比種植菠蘿更流行）。於是我們變賣了所有的財產，在1987年初僅帶了兩個旅行箱便飛到臺灣島，住在 一個破舊的基督教女青年會組織里。當時我們這兩個成熟的33歲的人的想法是，先學習普通話，然後前往中國大陸。

　　在我們抵達臺灣的幾 個月後，《華爾街日報亞洲版》聘用我擔任臺灣辦事處的主管。當時的臺灣是記者的黃金時代。戰爭法被撤銷。立法機構中的拳腳相加預示著民主革命的開端。流氓 惡霸們建立了龐大的詐騙帝國。股市颷升1800點，然後暴跌。每個人都買了汽車，然後坐在擁堵的交通中發脾氣。政府疲於假裝一切皆在控制之下。在接下來三 年中發生的事情，正是我將在中國再次看到的一次預演。

　　1990年《華爾街日報》把我派到北京擔任首席代表，當時TM的眼淚依然在中 國的臉上流淌。政府正在修補內部的分裂，施行著白色恐怖的壓制。到處都彌漫著憤怒，但人們只敢向最親密的朋友和家人傾訴。幾乎每個晚上，我都騎車在北京城 里遊蕩，希望能夠在身邊煙霧彌漫、污染嚴重的黑暗之中、從那些虛假的信息之後探尋真實的想法。大多數人都害怕與外國人談話，但我借助於我可愛的一歲女兒 Sally，把她作為開啟訪談的敲門磚。中國人喜愛孩子，Sally有著秀蘭鄧波爾一樣的金色卷發，當我把她放在落滿灰尘的國營百貨商店的櫃台上，或是讓 她坐在自行車的後座上，很容易就能吸引來數十個、有時甚至是上百個健談的人與我交談。

　　我繼續在國內旅行。我親眼目睹了共產黨的官方 效率和在私人問題上的現實性。每到一處，從西北內陸灰尘漫天的青海，到東南沿海炎熱潮濕的廣東，從高級到基層的黨和政府官員滿嘴都是最新的口號。但是一旦 這些官方的政治反刍完畢，談話立刻就轉到經商。我發現這個國家人才浪費嚴重——替我提包的服務生有經濟學位，替我開車的司機有工程學位——同時又極其渴望 繼續進步。

本文摘自《十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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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愈來愈強大，面對10億消費者這個巨大的市場，世界各地的競爭者不斷湧入，中國市場俨然已經成為競爭最激烈的全球市場。盡管是自己的主戰場，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是中國本土企業不得不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