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博弈論的多棱鏡看遊資

　　看待遊資和民間資本也是要有博弈的眼光，各種調控政策的出台後，他們是為了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的群體，政策改變的是遊戲規則，而規避這樣的政策、選擇盈利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每一個參與者的權利，這就是西方“法不禁止都可以做”的法制精神，但是大家都採取這樣的策略的結果所得到的卻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囚徒困境的景象。

　　在集體主義淡漠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個人主義的博弈規則就是非合作的納什博弈，也就是產生囚徒困境的博弈方式，經過這樣的博弈，結果就完全走樣了，就如保護農民工的工資，使得被拖欠的農民工不會擔心工資將來要不到，這樣的博弈結果就變成了即使是被拖欠也一樣願意去工作，反而形成了企業以拖欠為墊資、融資利益來源的潛規則，試想一下如果讓所有勞動者對於工資拖欠不放心，還會有誰在被拖欠了工資的情況下繼續工作？拖欠工資的現象反而沒有存在的土壤，如果法律規定沒有合同就認為勞動者是白幹，工資拖欠三個月以上還繼續工作就認為勞動者放棄了三個月前的收入，這種法律規定將使不簽合同和拖欠工資的企業根本招不到人，拖欠工資的現象可能反而會大幅度的減少，很多保護過度的法律是要在博弈下走向反面的。所以法律經過非合作博弈所帶來的多半是適得其反，這是非合作博弈理論和個人主義社會的精髓，這對於社會和經濟是有深刻影響的，揭示這樣的博弈規律也是讓納什先生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實際上孔子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魯國為了挽救在他國被奴役的國民，張榜獎賞那些把魯國人贖回的人們。子貢幹了榜文規定的好事，卻沒有接受魯國的獎賞，以此行為跑到孔子面前想讨誇獎。沒想到被孔子破口大罵！“你小子害了魯國人啊！”孔子的邏輯是什麼呢？因為如果子貢的行為張揚出去，那麼贖回魯國人的人們就成為了為獎勵而為了，就不好意思再接受國王的獎賞了，有錢人就無法救魯國人了，反而使得更多的魯國人得不到解救，導致大批魯國人將因為子貢的“大善”而受苦！這是非常典型的經過博弈以後事情走到了初衷反面的例子。

　　而中國的非合作博弈的情況是要比世界其他各國強烈的多的，原因就在於長期過於集體主義壓抑下個人主義的報復性反彈，同時中國的信仰缺失也非常關鍵，信仰在一個社會的作用更大地體現在對於非合作博弈的限制上，就如囚徒困境的例子，如果囚徒們有江湖義氣的信仰，出賣哥們是要被江湖鄙視和淘汰的，他們可能的選擇就是都不招供最後得到最好的結果。在西方社會信仰的作用也非常大，因為很多行為是要下地獄的，人們在信仰面前變成了合作者，使得社會成為一個合作博弈的社會，極大地降低了社會的成本。而對於中國無信仰的社會下的遊資熱錢，完全以逐利為第一目標，對於國家和民生的政策是可以不受道德和信仰的壓力來非合作博弈的，其結果就是導致有關政策走到了初衷的反面和引發社會各界對於遊資的痛恨！但是對於法律這樣的非合作博弈本身卻是不違法的，是按照“法不禁止就可以做”的西方司法原則執行的，這樣的結果讓社會無法接受，從而還會有中國式的溯及既往和秋後算賬，其結果就是法制實行的難度加大和遊資的行為更加詭異，在這里還可以深刻體會到法律與道德、信仰之間的差別，因為前者是非合作博弈而後者是合作博弈。中國規定貓的天職是抓老鼠，抓住老鼠的貓為好貓有獎勵，但是偷吃的貓卻沒有嚴厲處罰；而西方則是規定不許偷吃，讓你的貓自己選擇去怎樣找吃的，抓不住老鼠的貓要餓死，偷吃的貓要嚴懲。中國歷史上是“法律規定可以做才能做”為主導的國家，這樣的司法原則下雖然社會是一個合作性的博弈，但是社會也是僵死的社會，扼殺了創新，因為法律總是要在世界出現新事物並且認清新事物的性質、好壞的時候才可以制定，此時新事物早已經成為了舊機制了，因此堅持這樣的法治體系中國是無法趕超世界的。

　　遊資操盤手們對於經濟的敏感，對於經濟導向的作用，也是要多方位的看待，他們的資金會流向哪里，對於經濟的發展是促進還是威脅，更在於監管和引導，只不過引導的方式不是簡單的政策指令而是要通過社會的博弈來完成，在政策經過博弈會怎樣變味的問題上，中國執政者的歷史經驗是極其匮乏的，必須要思考的是政令出台後經過博弈會是怎麼樣的，如果沒有深入的論證而是簡單直線條的命令，被遊資的操盤精英一番博弈以後必定是政策制定者們不想看到的結果。與此同時現代博弈經濟學在納什均衡博弈的基础上還建立了進化穩定博弈理論，在進化穩定博弈下各種小的突變是要被淘汰的，引導社會進入經濟發展需要的進化穩定博弈，遊資的空間也就自然成為了要被社會淘汰和限制的小的突變了，讓其在經濟規律下自然地受到抑制直到消亡是最好的，就如當年的票證在市場發展下自然退出歷史舞台。而當前的政策是建立在說什麼下面就要配合做什麼的基础上，這是一種合作博弈的模式，面對非合作的遊資就會讓遊資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囚徒一個合作招供另一個非合作不招供的結果，一定是要被漁利的，只要漁利的利益足夠大就根本無法禁止，就如嚴刑杜絕不了販毒一樣。

　　因此對於遊資政策的制定及其走向，絕對不是簡單和直線條的，就如前面所分析的調控房地產使得開發商資金緊張不是讓遊資退出房地產反而是吸引遊資進入房地產領域漁利一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百姓容易理解，只有對於工資拖欠不保護才能夠制止社會拖欠的潛規則，但是誰要是這樣制定政策，老百姓就要罵娘，政策的制定要考慮不被政敵利用的關鍵更在於對外的宣傳效果、輿論效果而不是實效。對於一個非合作的系統永遠是產生泡沫很容易、擠出泡沫卻很難，必然要付出代價，而為政者卻總是希望不付代價的擠出泡沫，此前各種房價調控政策的越調越高、適得其反是要深思的。更何況現在中國是開放的市場，處於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之中，國際上的熱錢也參與其中，國際經濟利益從來都是伴隨著國際政治的，使得其中的博弈變得更加複雜、舞台更加廣闊，這樣的博弈結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在自由經濟的社會中是常態，美國的資本家也是這樣博弈美國政府，美國的中產階級也是在政策範圍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國各州的法律職權遠遠大於中國的省市也是各有各的政策和對策，他們都是合法地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博弈，這是一種開明政治的常態。一個有遠見的政府需要的是更合理的政策制定方略，在下面的對策博弈了以後還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樣的變化是從封建的“法律允許的才可以做”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的經濟模式轉變的結果，而對於遊資的“不被抓住的就是好耗子”的行為宗旨，需要的就是在博弈下改變其生存方式，把遊資在經濟社會的生存方式從地下的耗子變成為地上的貓，讓其成為正規機構納入監管，這是比當作耗子進行打擊更適合的方式，而政策上禁止的副作用也非常大，會導致把一切統得過死，造成的後果一定是要錯殺和限制經濟或金融的創新，有害經濟發展。

　　最後需要體會的是中外的政策差別，中國歷史上的政策是通過法律、政策或者命令告訴人們政府鼓勵做什麼和禁止做什麼；西方則是通過法律制定規則讓你自己選擇，做什麼合算就做什麼，做什麼吃虧就不做什麼，西方執政者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的規則使得人們自己選擇做政府想讓你做的事情，這也是帝王法治和民主法治在思想上的根本區別，帝王不是不想用法律治理國家，也不是沒有完善的法律，他們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治理想，中國的法家在秦國有非常好的實踐，但是他們絕對不願意放開民衆進行非合作博弈，讓民衆取得自己的社會行為自主權，每一個人能夠自主地進行與政府的非合作博弈選擇自己的行為，這才是民主社會最廣泛實質的社會民衆基础，先有民主法治思想，再有民主法治制度，才能夠最終實現民主，民主不是簡單的選舉而是一個廣泛的社會思想與行為體系。

　　遊資的本質在套利，遊資的操盤更類似於對沖基金，遊資的資金來源是灰色的，遊資的行事是低調的，遊資將在房地產領域長期存在。在本輪調控之中遊資的角色是非合作博弈的，遊資的走向不是政策所希望的直線條的，對於遊資要全面地認識，把它納入監管的軌道，並且致力於降低和消除遊資套利的空間，這才是讓遊資失去興風作浪得土壤，讓經濟遠離沖擊、和諧發展的大道。

本文摘自《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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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的發展就是城市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就是要首先讓核心城市發達到與世界接軌的高度，進而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並以此與世界進行博弈。中國大規模基础設施建設促進了土地價值的增值，帶動房地產價格的暴漲。不要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火車的運行肯定是要被火車頭拉動和控制的，土地財政具有其內在合理性。中國的樓市不是一個泡沫市，而真正在幕後操盤的是遊資。看待房地產要與全球資本市場大勢結合起來，大危機背景下，世界進入通脹將不可避免。中國必須思考自己的道路，縮減需求、使資源供需形成新均衡點，是中國博弈世界、避免危機中遭受重大損失的關鍵，而做好房地產一盤棋，則是其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