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放鬆與房地產泡沫

　　美國的低儲蓄率和房地產市場的資產泡沫的背景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資產泡沫導致美國出現普遍的消費熱潮和不斷擴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只是得益於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才得以為繼。房地產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調整給過去那些被視為沒有信用的借款人打開了抵押貸款市場（由此形成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加上金融創新給次級抵押貸款提供的說明，這就是美國房地產泡沫膨脹和破裂的主要原因。金融業監管放鬆以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低利率鼓勵了金融部門的擴張和創新，金融衍生產品變得越來越複雜，致使與新工具有關的風險被低估，從而加劇了房地產泡沫。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後，這些新型金融工具導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並擴散到全球。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新型金融工具和房地產泡沫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的政策便強調以放鬆監管鼓勵商業活動，並減弱了對銀行和其他新興金融機構從事新業務的監督和披露。美國的儲貸協會專門吸納短期存款和發放長期抵押貸款，資產-負債結構的錯配使它們特別容易受到利率成本提高的沖擊。當美聯儲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為應對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之後，大多數儲貸協會都出現巨額虧損。到1982年，許多機構已經破產，但系統性改革並未展開。盡管財務緊張迹象日益明顯，美國儲貸業依然快速擴張。儲貸協會作為投資者，看到了房地產投資的巨大利潤潛力，於是從家庭抵押貸款更多地轉向風險更高的貸款品種，並以高於市場的利率吸引存款。在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取消了有利於房地產投資的大多數稅收優惠後，許多存款被撤出，數百家儲貸協會陷入困境，美國政府隨後對儲貸業展開的救助行動耗資近2 100億美元。

　　風險更高的金融交易增加，伴隨著金融業的合並趨勢。各家銀行紛紛意識到，在風險較高的業務遇到麻煩時，它們的規模越大，得到政府救助的前景就越光明（所謂"大到不允許破產"的地步）。在1990~1998年，美國各家銀行都通過合並降低風險，使銀行類機構的數量減少了27%。到1994年，《里格-尼爾州際銀行及分行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取消了跨州開辦銀行業務和建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從而鼓勵了進一步的銀行兼並。然後是在1999年，原先規範銀行監管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新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Bliley-Leach Act）取代，其核心是取消了傳統的較為保守的商業銀行與風險容忍度較高的投資銀行之間的分業限制。於是，美國的銀行可以同時提供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機構、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方面的服務。在存款保險制度和美聯儲的支援下，各家銀行紛紛涉足高風險業務，危及整個金融體系。

　　2004年，美國證監會放鬆了淨資本監管規則，允許投資銀行大規模增加它們可承擔的債務，從而鼓勵了支援次級抵押貸款的抵押擔保證券的發展。這些抵押擔保證券（包括所謂的按揭貸款抵押債券、債務抵押債券、貸款抵押債券以及模仿抵押擔保憑證的融合多種信貸違約掉期的更複雜衍生產品等）被劃分為不同風險水平的各種部類。此類證券以及它們包含的風險很難評估，導致整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水平提高。金融產品透明度的缺乏，甚至使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準公共機構以及預期的借款人也避免了嚴格審查。在如此不透明的環境下，借款人越來越普遍地虛構自己的收入，而且也不提供文件證明。

　　對於大多數新型衍生工具而言，並不存在股票、債券和期貨那樣的交易清算機構。2000年通過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則確認，衍生工具依然不受監管。於是，美國的衍生工具交易大幅增加，2001年的發行面值為10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 039%或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331%），到2008年攀升至531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 688%或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8%）。金融部門的法律和技術框架已不能有效控制如此迅猛的衍生工具交易，尤其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

　　危機爆發前，影子銀行體系快速發展，以抵押貸款為基础的證券迅速發展。影子銀行得到發展的部分原因是傳統商業銀行的預期盈利機會減少，它們面臨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產品（如垃圾債券和商業票據）的競爭，開始向監管審查不夠嚴格的業務方向轉型。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其中包括非銀行的抵押貸款人、結構性投資工具和管道、投資銀行和經紀自營商、貨幣市場基金、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州政府和基層政府支援的拍賣利率證券和招標期權債券的資金池等。這些新機構的共同點在於：它們的運營類似於銀行，卻沒有像銀行那樣受到監管，從而導?整個金融體系的透明度下降。

　　缺乏透明度是一種危險，因為影子銀行體系中的金融機構大多是從短期的流動性市場借款，然後投資於長期的非流動性資產。由於影子銀行體系中沒有任何機構能獲得最後貸款人或存款保險的支援，資產和負債之間這一嚴重的期限錯配缺陷變得更加嚴峻。缺乏強有力的後續支援，銀行面臨的擠兌危險很高，這或許是影子銀行體系在危機爆發後迅速崩潰的原因。

　　主要評級機構對上述缺陷視而不見，甚至鼓勵客戶開展風險更大的業務，背後有三方面的主要原因：很大一部分交易未列入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因此沒有受到關註；評級機構發現越來越難以準確評估新型工具涉及的風險，因此採用最小化測算風險的樂觀假設，以此為基础構建數學模型，用以評估這些金融工具的價值；評級機構需要金融機構給自己提供就業機會和商業合同，因此給出的評級結果通常偏高。

　　衆多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鼓勵了過度的風險承擔。交易員對債務抵押債券的交易下註成功會獲得巨額回報，但在失敗時不會受到懲罰。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交易員和經理人會因為業績獲得獎勵，每年的獎金數額在不斷增加，其考核標準取決於投資回報是否超出風險調整後的參考標準。這些投資銀行發現，如果投資專案與尾部風險（tail risk，指發生概率很低的事件）有關，會更容易獲得超額回報。然而，尾部風險事件的性質恰恰在於，當更多的人因為假定這些事件不會發生而採取行動時，其發生概率會呈指數式增長。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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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