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糧食並不出自土地

　　全球化、商品市場、農業制度安排，這三個要素是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框架。尤其是第三個要素，在2008年的糧食危機下也沒有改變它的哲學基础。

　　2008年5月1日的黃昏，我從北京复興門打車回家。收音機里播放著一條重要新聞：東南亞幾個大米生產國在考慮一個動議，是否可以做一個類似於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那樣的糧食組織，掌握全球大米價格的話語權。

　　這一天的北京，長安街上春意盎然，遊人如織，即使在中國最大的這條街道上，也不斷能夠看到高高立起的塔吊和腳手架。北京和這個國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長，使人們在總結經驗時無法忘記“開放”這樣一個名詞的寶貴價值。開放是中國經濟狂飆的最重要動力，換一個名詞可以把它理解得更為明白：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業、金融、貿易上。對於糧食問題它有一點底氣不足。是的，全球的糧食上漲，在一些貧窮的國家造成了人道主義危機後，它已經由一個經濟問題變為政治問題。封閉與保守論不斷卷土重來。

　　慌忙關起糧食的國門，是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全球糧食主要生產國的保守做法。這樣的做法讓糧食政策的保守主義者歡呼不已，他們主動唱衰，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糧食問題上已經失敗。這就是“大米輸出國組織”設想能夠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米佩克”出現不久後，2009年，歐洲的“氣佩克”也出馬了。一個是工業品，一個是農產品，保守與封閉的哲學如出一轍，不過，當這本書2012年寫作完畢的時候，這兩個組織已經無聲無息了。

　　大米輸出國組織是一種政治力量對抗糧食期貨資本的非常瘋狂的想法。這樣一種保守主義的思想，對於農業的全球化傷害，就像歐美的工會組織在反對“中國制造”時對於工業全球化的害處一樣。在一個抹平的世界里，無論是資本流動還是工業與服務外包，都是國家分工與競爭理論的自然應用。但這樣的原理受到了挑戰，在糧食危機出現後，反全球化的聲音似乎越來越高漲。

　　糧食問題的政治恐懼引發出對於生產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有人反問我說：一個低價佣人出口國（如菲律賓）和一個盛產但現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國相比，誰會在這一輪的全球糧食危機上獲得更好的發展？我的觀點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國家。要知道，在2008年糧食危機的時候回答這個問題，很多人底氣並不充足。

　　推理一下：在一個全球的市場中，佣人是A國的比較優勢，它是這一產品或服務的區域性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同樣，大米生產與出口的B國也是一樣的競爭地位。當這兩個國家在做農業貿易時，比較優勢理論仍然不會失靈。十幾年前，中國出口大米換回小麥，一個奇怪的做法是由於我們把便宜的勞動力放在大米生產這樣一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而這也恰恰發揮了我們的比較優勢。

　　糧價上漲是一個市場問題，控制糧食流通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後者對於生產力的傷害往往會超過前者。在經濟學教科書上，關於“谷賤傷農”有一個特別的解釋，2008年的石油極度過熱後，全球糧食價格高漲，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貨與能源炒作資金給農民的一個意外的禮物。

　　我們承認，全球糧食問題完全是能源期貨炒作引發的。在糧食作為它本質意義上農產品全球流通時，中國江西的農民可以用廣東成衣廠的打工收入買進大米後，仍然有賺。但當糧食被石油挾持後，糧食用作為能源加工原料後，農業問題立即變成了能源問題，這使得價格控制與產品控制具備了完全的合法性。難怪大米輸出國組織這樣的想法會成為政治家腦子里的東西。

　　石油高價能夠持續幾年，糧食問題也會因此而延長；如果消費大量能源的國家經濟上突然放慢，就會使前期支援糧食控制理論的全體權威人士緘默。作為農業產品，除非它轉入像荷蘭鮮花、法國葡萄酒這樣高附加值的藝術化生產階段，否則，在競爭的食物鏈上仍然是最後一個鏈條。

　　剥離這樣一個前提後，我們再來讨論自由主義市場觀在農業上是否有意義上時，將變得十分清晰。當一名西北的農民銷售幹淨了他們在2007年生產的幾萬公斤玉米後，享受了一個很好的價格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反問：這樣的產量在改革開放前能頂上幾十個家庭一年的勞動。

　　難道土地會變魔術嗎？是市場先生給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產的理由。農產品的無障礙流通，市場先生給出的價格，使中國農民放棄了他們幾十年來堅持的農業思想與哲學。認識了樸素的價格理論，這是農業改革的最偉大收獲。

　　市場先生是中國農業在過去幾十年里大變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會說，農民都進城打工去了，土地都摞荒了，中國將來糧食怎麼辦？答案是：糧食的生產週期很短，在北方大陸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個半季度，產品就會源源不斷地出來。如果華爾街不是過於瘋狂的話，它?出的糧價曲線圖會讓那些荒蕪的土地重新長出青苗。

　　2008年，《21世紀經濟報道》曾刊發過一篇文章叫《身價3億的偷渡者》，講一個津巴佈韋的男青年如何冒著被鳄魚咬死的危險偷渡到對面的南非去。津國曾是非洲糧倉，盛產白玉米。糧食危機出現後，它的經濟迅速惡化，通貨膨脹高達60000%。2004年1 000萬當地貨幣可以買一棟別墅，2008年只夠買1/4瓶可樂。更多年前，這個糧倉國家沒收了白人的農場，發展民族經濟，心理上一時的歡呼並沒帶來生產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樣還是那片土地，卻使糧食問題真正成為一個要命問題。

　　讓我們重新回到2008年那個“五一”前，我在聽到東南亞國家的“米佩克”新聞時，也聽到了瑞士的全球糧食峰會的新聞。一個最好的訊息是，那次糧食危機可能使多哈農業談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產力佈局，“世界糧倉”與“世界工廠”一樣都可能同時出現在亞洲，也都能在一個開放與自由的世界里出現。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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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