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四小龍

　　中國的第一個黃金十年意外獲得的首個“禮物”是“亞洲四小龍”的衰落。這樣的收獲不光來自東南沿海世界工廠的急速崛起，還包括國民信心的陽光灿爛。

　　除去經濟龐大體量的自循環這一特徵外，“亞洲四小龍”所有的騰飛模式都可以在中國身上找到相同的元素：威權政府的組織能力、沿海良港的吞吐能力、儒家文化的積累式金融思想與勤奮的人民、國家工廠化……

　　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包括中國但不包括印度在內的東亞國家（地區）經濟騰飛的經濟學表述方式。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其實一直在走與“四小龍”一樣的道路並奉“四小龍”為經濟榜樣，1993年後尤其明顯，其中東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活學活用，廣東、福建、浙江等都是更多的“小龍”。只是在一個更大的國家經濟戰略上，中國還沒有處理完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伊始曾經撰寫過一篇文章《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其中，有一句話這樣說道：“理論問題一旦獲得重大突破，便會帶來生產力的飛躍。”這句話仿佛是為1993年南巡談話後的東南沿海開放型經濟和民營企業生產關係的解放所做的準備，而這一切卻是“亞洲四小龍”在一開始並沒有背負的意識形態負擔。

　　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剛剛開放時認識的不是西方，而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它們代售的西方。“四小龍”的經濟奇迹，消除了中國與西方意識形態直接對話時“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因此，80~90年代，在中國的報紙與智庫研究中，“亞洲四小龍”的報道與研究是一個理論熱點，主體集中在兩個方面：國家組織的出口創匯模式和儒家文化影響。2012年，當中國為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儲備發愁時可能難以想象，80年代，“出口創匯”與運動員在領獎時的“為國爭光”具有相同的神聖性，它已深深地滲入到國家經濟基層部門的政治中並表現了那個時候中國對於出口的狂熱崇拜。“出口創匯”在新聞中出現頻率如此之高，還與出口所代表的與外部世界的文化交往有某種契合。

　　“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在自有文化（儒家）基础上對於經濟困境突破的信心，無論是韓國企業界狂熱的“三國熱”，還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對於儒家文化的光耀，文化母體都源自中國大陸。

　　“四小龍”的成功已經在中國的過去得以重現，“四小龍”的衰退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足以警惕的重大事件。如果不是金融危機及時警示中國的經濟結構危險，那麼假設在歐美經濟依然強大的條件下，房地產泡沫和高出口比例症合力後足以將龐大的中國經濟擊垮。

　　“亞洲四小龍”與後來中國黃金十年前半段的世界工廠完全是一樣的全球化背景：“二戰”後歐美世界在自由主義貿易理念影響下的雙向全球化。先是日本完成了現代化經濟建設，隨即日本把接力棒傳給“四小龍”，隨後，中國從“四小龍”手中接過出口導向的全球主義生產方式。如果不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20世紀後半葉的流行和全球經濟梯級分工，“四小龍”現象不可能出現。馬丁-沃爾夫在他的著作《全球化為什麼流行》一書中深刻總結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一輪全球化對於世界的福祉意義，即在不進行政治制度變革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環境中，窮國通過人口紅利與資源紅利，仍然可以漸次建立自己的自由市場觀、自由思想觀並最終對政治產生影響。

　　威權政府是“四小龍”騰飛的重要技術條件。威權政府的父親哲學，其扶持大企業與家族企業的發展手法可以用制度經濟學去理解，國家的組織加快了市場組織經濟行為的速度並極大地節省了交易成本。國家的組織是為合約所做的擔保，韓國的大型企業集團、中國1993年的經濟思想大解放、新加坡的化工與工程業組織能力等，都有國家的“父親”一般的影子。

　　“四小龍”在90年代已經認識到出口的依賴不可長久，但一旦吸食上瘾，主動做經濟結構轉型的國家（地區）少之又少。新加坡與中國香港後期在服務業的轉型上早走一步，臺灣地區與韓國的工業體系過於龐大卻難以調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是名為“四小虎”的國家爆發的，“四小虎”是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四小龍”受到的沖擊各不相同：香港的港元受到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的攻擊後，幾乎消耗光了自己的外匯儲備，隨後樓市腰斬，經濟下滑；新加坡的出口受到了巨大沖擊，這個“四小龍”中最西化的國家高積累的神話現形了，它的化工、工程等工業體系無法在這個地理面積過小的國家繼續給經濟帶來動力；韓國的出口型工業生產“恐龍”受到的打擊最大，那些全牌照的受國家照顧的家族企業中，至少包括起亞在內的七八家公司倒下了，韓國受日本的影響，它的經濟結構是全盤模仿日本在50~60年代建立的，其循環全憑外部解決而國家又沒有很好的外匯累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甚至出現全面捐贈黃金支援國家經濟的舉動（看，又是一個父親式經濟體制的案例）；臺灣地區因為專注於吃IT硬體的全球代工和嚴格的外匯管制而受到的沖擊最小。

　　這一場危機，“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遭到重創。

　　歷史的轉折點就此開始。

　　“四小龍”的衰落就是中國這條大龍黃金年代的開始。出口型經濟、人口紅利、威權政府、儒家文化等這幾個東亞經濟起飛國家（地區）的常備特徵中國都有，而且，中國是“四小龍”文化直接或間接的母體。

　　從大衆文化來觀察這一歷史時期往往會被經濟學研究者所忽視。“四小龍”經濟繁榮時期，輸出的產品與文化說明和教育了中國內地的生產者向往全球化的文明。先是日本影視劇啟發過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快速變革，隨後借助電視與唱片媒介，混合著中國與西方元素的港台流行文化席卷了中國內地，商品敲開大門，附著商品符號的文化快速跟進。八九十年代，中國流行歌曲的大本營是在廣州而不是北京，這一局面直到90年代後期才開始扭轉。2008年時，港台歌曲和粵語的衰落宣告了“四小龍”文化影響力的下降。

　　這看起來很像歐洲人在軍事與傳教士並肩工作的19世紀推進全球化的案例。文化與商品的並行前進，激蕩出的歷史文明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都有無數的例證，只是我們經歷過這一歷史樣本的人回望這一段歷史時感受更為深切。

　　中國在1993年後尤其是1998年以後快速推進的發展模式，在一定意義上是“四小龍”模式的升級版。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憑借全世界最大的人口紅利基數和強勢威權政府的推進，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發展，連續多年的雙位數GDP增長，說明國家在經濟體量上很快超過了一系列歐洲經濟強國，最終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直逼美國。

　　那時，中國整個東南就是一個龐大的出口生產線，它們以江河、鐵路、公路為血管，以地域為模塊，密集地佈下了銀河般的工廠，一個工業園或一個縣就像一條大裝配線，快速地組裝零件，擰成一個產品，快速運往港口。林立的船帆裝載著“中國制造”，在大洋上劃出長長的尾波，駛向美國西海岸、日本、東南亞並從馬六甲向西到歐洲和非洲。

　　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的輪船也曾經以這樣的方式在太平洋上劃出長長的、密集的航線。“中國制造”使得中國沿海的港口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群之一。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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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