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語法體系（1）

　　自19世紀末期的中國洋務運動到21世紀初，中國與全球政治經濟的語法體系對接只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與西方基本上同步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第二次是21世紀初，與西方基本上同步加入了WTO。

　　尤其是使用統一的全球經濟語法體系——WTO，說明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跨越了冷戰後在政治上被劃入邊緣國家的事實，合法化地與全球經濟交往。這樣的語法與理論待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中國未來10~20年的社會改革中的意義是：不但說明政治的革新建築了全球統一標準的經濟基础，而且為未來的社會改革可能出現的陣痛準備了邏輯結構嚴密的全球化發展思路。一個有趣的類比是：後世的學者在研究公元前的秦國大一統時，把車同軌、書同文的標準化體系視為最偉大的歷史遺產。那麼在這個世紀初研究中國的發展時，一個在歷史上一向建立陸權思維的封閉式中央集權國家，加入WTO正是為全球化的“車同軌、書同文”所作的歷史性準備。

　　就WTO這個組織本身的演進來看，它仿佛把最好的一段發展時光給了中國，這段時光就是20世紀最後幾年的時光；隨後就是“9-11”事件，再往後就是全球金融危機及氣候大會，無論是WTO還是全球化，它的底氣最強的時候正是中國成為它的成員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歷史框架中能夠對WTO看得更清：第一步，20世紀60年代開始，全球化在歐美世界重新進入一個上升期，到了70年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成為這次貿易思想運動的一個果實；第二步，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也並不只是一開始就是自由貿易的推動者，他們斷斷續續在1980~1990年共識了WTO並陸續加入這一組織；第三步，WTO是一步一步將工業、服務業、農業納入一個全球框架來讨論的，甚至農業的框架在中國加入WTO已經十年後仍然沒有看到一個成果。

　　在WTO的歷史框架下，國家間的思考成果驚人地同步：90年代初開始，全球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快了對於集體主義經濟的糾正，印度開始放棄國家對於企業與行業的發展控制，中國則在“南巡談話”後，解放了經濟意識形態與龐大的農村勞動力；90年代末，全世界的電信私有化運動都開始了，拆分中國電信是那時的整個潮流中的一個案例；而歐美很多國家的外匯管制取消，也只是起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只是將歷史的距離向後退10~20年，人們已經清晰地看到了中國在90年代的那股新空氣中，是如何與發達國家的廣義憲政經濟（包括適用於全球經濟組織的制度）看齊的。

　　在朱镕基政府的強力推動下，2001年12月11日，中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購得了WTO的俱樂部門票。這一天，這個今天仍然被稱為“共產主義國家” 的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向往外面的世界，一個年輕的開放經濟體，可以不在乎舊的生產關係枷鎖。WTO是全球化的經紀人，中國不僅一掃歷史性自卑，而且對於自由市場的工業大生產方式有了自己土地上的親身實踐，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據統計，中國2001年底剛一入世，WTO的規範制度就熱賣掉了200多萬冊。

　　那時，中國這個年輕的經濟體在美國的身後向它前面龐大的對手要求購買這張票，這個年輕的經濟體上升中的健康而纯真的素質幾乎一致獲得了強有力的國際輿論支援。“黑發人談成了白發人”是追趕者的一種語言策略，並堅定地答應了對手的一系列苛刻條件，包括金融與農業這樣敏感的領域。甚至相比而言，農業領域是全世界的WTO談判中最難的地方，恰恰是鄧小平在80年代農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國在農產品談判中作出了巨大讓步，願意為美國的柑橘、小麥、玉米打開中國龐大的市場。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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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