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了的傳播學問題

　　經濟學是研究世界真相的學問，“郎顧公案”成為一個歷史性事件，它的真相只是經濟學方面的內容嗎？

　　2004年起來的那場讨論，有幾個地方是值得仔細推敲的：

　　一、為什麼新自由主義派人多勢衆，卻在這次論戰中處於弱勢？

　　二、為什麼郎鹹平與左大培得到了年輕人的輿論支援？

　　三、為什麼吳敬琏這樣正直的老經濟學家也被推到了一個角落？

　　經濟學論戰一定是發生在社會輿論這樣一個環境中，論戰的核心考量指標來自於支援者的多少。那麼，經濟學問題與輿論問題交織的時候，“郎顧公案”在一定意義上，從一個經濟學論戰變成了一個完全的輿論學案例。這是此案最有趣的地方，也是一直被人們忽略的地方。

　　經濟學家謝國忠和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龔方雄，是經常與媒體打交道的投行經濟學家。他們很早就發現，有的經濟熱點是一個新聞輿論熱點而並不是一個事實上的熱點，媒體制造的輿論槓桿往往會放大很多歷史現象。

　　2004年是一個不祥的年份，這一年，全球報業的廣告都是第一次出現負增長。很多傳媒學研究者在剖析中國的案例時，把它歸因於房地產廣告的減少，但對於歐洲與美國來說，恐怕這種解釋就說不通了。可以這樣假設：2004年，正好是全球互聯網傳播發展的10年，它培養的一代讀者正好出爐，尤其是那些中學時代就接受互聯網的人。在“郎顧公案”時，他們正好成為一代支援新左的憤怒青年。

　　我曾是用這樣的“十年理論”來解釋全球報紙陷入低潮的原因。2004年，互聯網傳媒的話語權完全通過了臨界點，成為這個社會中最主流的傳播模式。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體——論人體的延伸》這本書中，他提出一個理論“媒介即訊息”，即一種媒介對人類的行為方式的改變，勝過這種媒介傳達了什麼內容。

　　報紙是文字媒體，它是一種精英媒體；電視是一種圖像媒介，它造就美國60年代開始的大衆文化；互聯網是一種什麼媒體？它是一種情緒媒介，在實時在場的虛擬空間中，人們的互動促成了每個人心中投出的一票。同步傳播猶如一個廣場，它最容易使在場者互相傳染。

　　“郎顧公案”正是這樣一個絕好的傳播學案例。

　　2005年冬天，百度公司的年度財經人物搜索出來後，搜索量最大的人是郎鹹平。“郎顧公案”大戰了半年，在2005年餘波未盡，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讨論延伸到改革的路徑選擇，規模越來越大。那年，中國的經濟界在互聯網上只有一個關鍵詞就是郎鹹平，“地產過熱”、“宏觀調控”、“股改”這樣的事件甚至也沒有進入。

　　如果查一下搜索時間，能夠看出來，郎鹹平搜索量最大的時段是在2005年夏末顧雏軍被抓後。後來，“挺郎派”得勢後，立刻對當年的挺顧派進行了火力爆熱的道義與人格攻擊，像張維迎被互聯網情緒打倒，正是在這樣一個當口。

　　其實，在電視與報紙上，郎鹹平並不是一個熱點人物，至少在2005年是這樣。老顧落網後，郎鹹平並沒有出來說多少話。這就出了問題：看互聯網的人覺得郎鹹平已經熱得不行了，看報紙上卻覺得他一點也不熱，為什麼？

　　除了新聞報道的數量外，問題就是出在媒介的個性上。

　　當年，美國大選時，聽廣播的人和看電視的人對於尼克鬆是否當選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感覺？報紙是熱媒介，參與程度低；互聯網是冷媒介，參與程度高。這是一種新鮮的理論解釋。

　　在互聯網上的“貼吧”、“BBS”、“BLOG”上，人們互相在解讀別人的信息，並參與激烈的論戰，使自己支援的一派能夠獲得更多同情；但在報紙上，精英把關（除了傳播控制外，還有宣傳管制）使信息的流向呈單維度狀態，因此，看報紙不認為這是一個多麼重要的事情。互聯網是一個情緒的媒介，人們在當時的“超女”案上已經看到了這一媒介的價值。“超女案”是票決政治中國的一個文藝化幻象，在一個互動性空前增強的事件中，每一個人對於真理的判斷失去了理智，變成了各執一詞，情緒的表現佔據了上風，對於郎鹹平的支援也是這樣一種情緒的幻象。

　　互聯網提供了草根表態權，解構了精英話語權。郎顧公案中，它為草根表達階層在互聯網上提供了一個話語平台，使他們以集群的力量向精英話語發起反攻，膽敢阻擋者幾乎被罵為灰燼。在文字互動的媒介中，堅守傳統精英話語的四平八穩式表態被揚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猛治猛”。當中國社會對於國企改革中的情緒積累漸多時，當互聯網這種電子媒介已經成為大衆媒介時，對於郎鹹平的支援就成為我們試驗的一個經典案例。

　　在這個案例中：傳統媒體是生產商，互聯網內容頻道是渠道，互聯網社區是消費意見回饋場所。這是一種進入大衆輿論範圍的經濟學論戰內容的一套生產流程圖。經濟學家們看這張圖就像看一個生產模式一樣，再清楚不過了。有的時候生產為王，有的時候渠道為王。2004年的那場論戰中，新浪、搜狐、網易、和訊等商業新聞網站，已經完全取代了中國各類報紙而成為每一個參加者每天使用的媒體。國資委的領導每天要看互聯網新聞，經濟學家要看、社會觀察者要看，大家真正使用的一個平台是互聯網而非報紙與電視。

　　在解構了精英話語權的網路上，吳敬琏只有一票，一個大學生也有一票，他們在讨論的時候，獲勝者未必會是吳敬琏。網路媒介抹去了精英與大衆的等級，在同一個平面上時，讨論的語境完全改變了。在票決式讨論中，最吃虧的是精英而不是草根。互聯網相信情緒的觀點和極端的結論，在文字上渴望隐藏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精英的陣地在印刷媒體，民粹主義的陣地在互聯網。印刷媒體是單向傳播且有把關人，電子媒體是雙向傳播而沒有把關人。新左作為一個階層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們以互聯網為陣地，集結成一個民粹主義虛擬大社群，有力地攻擊了新自由主義的一大批人馬。如果“郎顧公案”發生在2010年，借助TWITTER和微博，論戰的火藥味將比那時還要厲害。

　　郎鹹平和左大培正是互聯網在當時捧起來的兩個學術明星，他們的極端化結論、情緒化表達的煸動性很強，而這樣的內容恰恰是互聯網媒體最需要的原料。

　　做一個假設，如果這場論戰發生在1993年，那時只有印刷媒體而沒有互聯網，可能就不會有後來這樣的一個結局。印刷媒體是精英把控的傳播工具，它是對等論戰的場所，不會有草根以票決的方式來干擾結論。互聯網解構了經濟學精英的話語，後來，人們在反思“郎顧公案”時明白，吳敬琏和週其仁的很多觀點在學術上是最站得住腳的，如果只是在報紙和學報上爭論，郎鹹平和左大培的觀點發表出來的可能性都沒有。但是，別忘了，在當時的互聯網傳播輿論環境下，對於國企產權改革採取的是投票表決而不是學術商讨。在一個即時傳播的媒體平台上，用印刷媒體傳播思維思考的人在電子媒體上會發現，自己處處被動卻無力回天。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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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