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顧公案”（1）

　　國企產權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話題，三言兩語是講不清的，組其發展路徑可簡單概括力：在2004年前推進改革的時候，國企產權改革從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變成了一個技術性問題；在2004年後反思改革的時候，又從一個技術問題重新變回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2004年的“郎顧公案”漸漸遠去，它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水嶺式影響卻剛剛開始。

　　過去的10年中，這是最大規模的一次中國經濟學界思想大論戰，它的餘波甚至今天還沒有散去。2010年，當顧雏軍在監獄里為6年前偷盜國資的罪行服法的時候，郎鹹平的邊際名聲也在陡然下降，一個證據是：機場里讨論企業財務問題與吓唬中國人神經的、標題拳頭般大的書，多數是郎鹹平的。標題字大，反映著思想的流行性特徵，這種觀點來得猛卻往往走得快。

　　2004年時，這個人正是以拳頭大的字體無意中一腳踏進中國政治與經濟論戰的漩渦。站在歷史的角度觀看當時的那場論戰，不得不佩服郎鹹平，他的輿論操控水平遠遠高於他的學術水平。大陸經濟學界的思想鬥爭從這一年開始，因為這個臺灣人而出現一次歷史性激蕩。經濟學界的主流人物悉數到場：吳敬琏、週其仁、張維迎、許小年、陳志武、張文魁、趙曉、張春霖、陳清泰、劉紀鵬、樊綱、左大培、楊帆、韓德強、孫立平……歷史給了他們一個最大迎角的讨論廣場，關於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也正是在這一次論戰後放慢速度。更重要的歷史關節點是：這一事件後，“新左”作為一個新思想群體獲取了它的輿論合法性。

　　朱镕基政府20世紀90年代推動的公司結構治理的小陽春——“國退民進”，到2004年的“郎顧公案”後，這一思想開始小步調整，變成了金融危機前後的“國進民退”。這一變化可以看做黃金十年中，最重要的中國經濟關節點之變。社會學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證明，在這一事件背後國有企業發生了什麼改變。用“百度指數”搜索“國企改革，國進民退”這兩組詞語的對比關係時，人們會看到：“國企改革”這一詞語的媒體關註度在不斷地下降，到2008年後幾乎降到了地平線下；而在2009年，“國進民退”的媒體關註度則壓倒性地超過了前者。

　　“郎顧公案”也改變了中國經濟學界的讨論氛圍，將學術爭鳴（半爭鳴、半鬥爭狀態）引入遊戲規則的同時，也使之在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上公開化。這是互聯網介入中國重大思想論戰上的一個好案例。人們發現，在憤怒青年的票決式“輿論”攻勢下（博客、BBS等各種社區與門戶網站的新聞議程設定），原來平等的精英學術商談環境完全改變，精英的爭鳴變成了精英和大衆的網路對戰。精英聯盟和他們的傳統媒體戰場在電子媒體的“輿論”層面上完全處於弱勢。這場論戰的傳播學貢獻，我們在2012年來評價的時候會發現，它給出了重大學術讨論與批判性社會公共領域之間的微妙關係。

　　在一個意識形態仍然比較敏感的社會環境下，“郎顧公案”揭開的中國經濟學界的左右之爭，基本上關閉了國有企業改革路徑的公開讨論；它也在中國成為全球工廠的強勢發展中，使“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首次找到了一個對戰的機會與環境。兩種共識的高潮則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資本論》在歐洲、美國的熱銷和中國良好的經濟恢復態勢，為“北京共識”作出了註解。

　　至少從2004年開始到全球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的這一段時間，“北京共識”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加分，而“華盛頓共識”則不斷被減分。我們並不能據此評判某一種共識的正確性，但“北京共識”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獲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思想如同歷史的鐘擺，每隔幾年就會交換一下位置。“郎顧公案”把歷史的鐘擺從改革年代擺向反思年代，無論是對於改革路徑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思想，無論對於新左作為政治力量的出現，還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聲都有巨大的影響。它早已超出郎鹹平和顧雏軍這兩個人，成為21世紀初中國社會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章。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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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